有別於西方的“國進民退”
有人說，這次金融危機之後，國有部門在所有國家都得到很大的擴張。這就是一些人盲目樂觀，過早宣布市場經濟和資本主義滅亡的原因。但實際上，在今天的世界，意識形態上的“社會主義”還是“資本主義”已經不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在各種因素中間達到平衡的問題。無論是哪種主義，其實踐走到了極端，必然導致危機。
中國目前的“國進民退”和西方的很不相同。沒有任何一個西方政府像中國政府那樣擁有自己的企業。並且在西方，“私有化”在意識形態上天經地義。就是說，西方政府很容易實施“退出”。實際上，西方各國也正在設想和準備各種退出機制。但中國則相反，“國有化”擁有意識形態的合法性，而“私有化”則是意識形態的敵人。等國有企業侵占非國有部門之後，要退出則是非常困難，如果不是不可能的話。從以往的經驗來看，這種“退出”（或者中國稱之為“民營化”）過程往往又導致巨大的腐敗，權力的腐敗。
毫無邊界的國有企業因此既是中國的經濟挑戰，也是中國的政治挑戰。國有企業不講效率，不講市場機制，因此也就沒有有效的競爭能力，尤其在國際市場上缺失競爭能力。上世紀九十年代設想的國有企業的國際競爭力沒有能夠實現，反而調轉方向和國內的民營企業進行競爭。國際政治的現實情況是，國有企業越大，海外投資越不講經濟理性，在國際受到阻力就會越大。這種國際阻力不僅僅是經濟上的，更重要的是政治和意識形態上的。這次中國有了自己企業的“五百強”，但正如國資委領導李榮融所強調的，這是企業的“五百大”，而非“五百強”。西方的企業經過這次危機期間的調整，在危機之後競爭能力會更強。中國的企業會面臨更惡劣的競爭環境。
國有企業毫無節制的發展也會導致消極的政治後果。因為大力侵占非國有部門，本身又沒有競爭概念，缺乏效率和效益，從長遠來看，會遏制甚至扼殺非國有部門經濟。國家的稅基因此會很快變小。在這方面，中國歷史上有很多的教訓。稅基變小的政治後果往往是不可設想的。
阻礙經濟和政治制度的創新
國有企業也在有效地阻礙著經濟和政治制度的創新。國有企業好比皇家經濟或者農民的“自留地”，自給自足，不會受外在環境過度的影響。歷朝歷代壟斷關鍵的工業和商業，政府所需資源大多來自這個部門。這導致了中國歷史上從來沒有發展出一個比較有效的財政、金融和信用等制度體系。在西方，因為政府沒有自己的企業，其所需要的資源來自民間和社會，因此必須發展出一整套制度體系，一方面促進經濟發展，擴大稅基，另一方面又從社會汲取資源。中國的傳統政治好像非常恐懼於和社會民間打交道，對民間經濟的發展多有限制，也不放心。國民黨甚至還搞過“黨產制”。但結果還是不管用。
如果一個政權所需的資源需要從社會民間汲取，那麼這個政權就要想方設法地發展和社會的結合機制。如果政權所需的資源來自自身，即國有經濟，那麼，這個政權會喪失和社會打交道的能力，或者這方面的能力發展不起來。這就會導致政治體制創新能力的缺失和社會的脫節，最終走向大危機。
因此，無論從哪個方面來看，人們實在沒有理由因為國有企業的大擴張而感到樂觀；相反，人們應當對國有企業目前的大趨勢深感憂慮。設定國有企業合理的邊界、政企分離、有效防止國有企業對市場的干預、改革國有企業內部的企業治理機制、建設國有企業的外部的監管機制等等，所有這些都必須通過有效的改革才能達到。有了這些制度，國有企業是國家強大的保障；但如果沒有這些，國有企業會導致國家從興盛走向衰落。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