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四，中國的發展道路也處在不斷的發展完善之中。中國內部集聚了眾多矛盾，發展將面臨瓶頸。中國如何面對這些困惑，如何在發展過程中不斷建立和完善一種自我調節機制，以及應對來自外部的許多干擾，將成為中國面臨的艱巨的挑戰。
也有媒體是把中國模式作為“中國威脅論”的翻版來談論，如鄭永年先生所指出，中國是在一片“威脅”和“圍堵”聲中崛起的。筆者的看法是：
其一，鄧小平多次講過“模式”問題。他說：“世界上的問題不可能都用一種模式解決。中國有中國自己的模式”。(《鄧小平文選》第三卷261頁)“在革命成功後，各國必須根據自己的條件建設社會主義。固定的模式是沒有的，也不可能有。”(同上292頁)“中國有自己的特點，所以我們只能按中國的實際辦事，別人的經驗可以借鑒，但不能照搬。”(同上229頁)所以，不能因為顧慮有人別有用心地渲染中國模式，就壓根兒否認中國有可能形成自己的社會發展模式。
其二，新中國成立之初，由於諸多複雜原因，曾經學習蘇聯模式；經過數十年的不斷改造，初步形成了今天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是一種探索與形成過程中的模式，一種立足於實踐而逐漸上升到理論並使兩者相結合的模式，一種取得顯著成效但仍需進一步完善的模式，一種大方向明確但也還存在某些不確定因素的模式。
其三，承認是一種“模式”，不等於就要他人效法。中國模式在世界上受重視、被借鑒，並不是中國有意推銷。這其實屬於“中國機遇論”的內涵。中國模式不等於北京共識，宣揚北京共識是誇大其詞，如同誇大華盛頓共識一樣，是有害的。
鑒於中國模式的探索性和不成熟性，中國官方從未公開接受、更沒有主動宣揚中國模式。常見的是“中國發展道路”之類的表述。不過，發展道路指的是實現目標的途徑，而發展模式指的是政經體制、社會政治結構，兩者是有差別的。有人主張把中國發展模式稱作中國案例；“案例”的概念模糊，值得商榷。在談及中國發展模式時，還是要坦然面對，不必躲躲閃閃。
其四，當今世界的多樣性包含著發展模式的多樣性。各國的發展模式有個性也有共性(如開放性)，有優勢也有缺陷。模式既不會一成不變，也不能一蹴而就。模式的有效性，在比較中相對地存在。
經濟效益是衡量模式的重要標誌，但不是唯一依據。發展模式存在著內在的規律性與外在的借鑒性或者說互動性。全球金融危機對所有國家、特別是發展中國家的發展模式產生不同程度的衝擊，模式的優勢和弊端無例外地浮出水面。發展中國家普遍面臨著如何進一步調整和完善發展模式的問題。在這種情況下，中國發展道路或曰發展模式的影響，勢必與日俱增。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