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4月26日，簽署了信濃川和解協議後，中國二戰被擄勞工家屬手持標語在日本國會前游行，敦促日本政府全面解決二戰勞工問題。中國二戰勞工法律援助團團長 鄧建國供圖 |
中評社北京5月10日電／5月6日，石家莊燕春飯店。“信濃川和解報告會”橫幅下，66人再度聚首。他們替父親或爺爺而來。二戰期間，中國被擄往日本西松公司信濃川事業所的183名中國勞工中，目前能夠找到且健在的，僅為3人。
5月8日，信濃川和平基金設立。啟動於上世紀90年代的中國二戰勞工民間索賠，在第16個年頭，終於迎來了第三個和解協議。與此前達成的花岡和解、安野和解相比，信濃川和解獲得了“最接近勞工意願”、“參與和解人數最多”，“客觀上有一定進步”的評價。
中國法律援助團團長鄧建國說，經過許多人持續多年的努力，這一刻，中國被擄勞工心頭岩石一般的仇恨，正一點點地搬走。
遲到66年的謝罪
《京華時報》文章稱，勞工登記表上，石桂旺的爺爺史明金，編號18；張造領的父親張小更，編號172；安增祿的父親安四尼，編號113。
前者是一位八路軍戰士，後兩者是抗戰組織的地下交通員。1942年，戰鬥中受傷的史明金被日本憲兵隊抓獲；1944年3月和6月，在河北省無極縣和靈壽縣，擔任地下交通員的張小更、安四尼先後被抓。在當地的木籠子裡示眾了50多天後，他們被投入了南大營。
南大營位於石家莊郊區，是日本軍隊關押重要戰俘的集中營。當時民間對南大營有“人進去鬼出來”的傳說。史明金等人活著走出了南大營，但被押往塘沽，而後乘船抵達日本下關。
1944年，為了彌補因戰爭造成的國內勞力不足，日本內閣會議決定強擄包括中國人在內的占領區各國被俘軍人、普通民眾，運往日本的35個企業的135個工地內從事繁重的體力勞動。
安四尼等3人被轉運到了日本新潟的西松建設公司信濃川水電站。“(他們)沒有名字，只有編號。每頓飯一個菜團子。動作慢的，不順眼的，都要被打。沒有一天不挨打，也沒有一個人不挨打。有一天，一連打斷了10多根木棍。”石桂旺說。
日本外務省《華人勞務者就勞事情調查報告書》記載，1944至1945年間，和上述三位老人一樣被強擄到日本本土從事繁重體力勞動的，有38935人。其中，西松建設公司信濃川水電站內183人。因為殘酷的奴役，其中的6830人死亡。二戰勝利後，幸存下來的人們未獲分文工資，被送回中國。
2010年4月26日，日本東京簡易法庭。在中國二戰被擄勞工聯誼會、二戰勞工中國法律援助團、日本友好人權律師的三方共同促成下，信濃川和解協議簽署。
5月6日，時隔66年之後，試圖為當年強擄勞工事件畫上句號的信濃川和解報告會在石家莊燕春賓館舉行，到會的66名信濃川勞工家屬寫下了“同意和解”的簽字。
簽字的人大多數已頭髮斑白。和石桂旺、張造領、安增祿等人一樣，他們也是當年被擄勞工的兒子或孫子。
“66年了，大部分兄弟都走了。就剩我們這幾個老頭了。”下電梯時，到會的中國二戰被擄勞工聯誼會會長李良傑有些傷感。他是會場中屈指可數的幾位被擄勞工之一，已90多歲。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