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成功可以複制》是唐駿自傳的書名，如今看來別有一番諷刺的味道。而讀者想必也可以從中總結出新的體會：成功可以杜撰，而且只論結果，不論過程。
號稱“打工皇帝”的唐駿在這個功利掛帥、浮躁失序的社會大環境中，憑著“知名度就是生產力”的信念，利用民眾對於學歷和地位的盲目崇拜，將自己包裝為頭頂西方頂尖學府光環及擁有許多技術發明專利的社會成功人士，其成就甚至成為許多青年的楷模和奮鬥目標。
如今多年來刻意經營的光鮮形象在質疑者的檢驗和媒體的口誅筆伐下落得千瘡百孔，很可能使仰望其成功經驗的年輕一代遭遇幻滅和失落，更使本已薄弱的社會信任基礎受到侵蝕。
對於中國年輕人來說，“唐駿事件”代表的是另類的信仰危機，它加深了他們對沒有典範也沒有正當成功遊戲規則的印象和感受。板結固化的社會結構意味正常的社會流動渠道受阻，要在講究家庭出身與財富的錢權社會中出人頭地，鮮廉寡恥的手段操作仿佛成為一種“必要”。
而助長這個畸形現象的深層動力說到底，還是因為社會缺乏足夠的道德約束力量和法治精神和適當機制，使種種弄虛造假、真偽參雜的成功神話構建成為近乎沒有代價的華麗冒險。
“唐駿事件”還未落幕，但其正面意義還是清楚可見，它提醒那些汲汲營營的人，即使是急速轉型的社會正在經歷道德的解體和重建，社會的眼光是檢驗是非的最後底線。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