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一，國家決策對民意的尊重。中國人大官員坦承個稅法案二審結果“民意起了巨大的推動作用”。社會輿論曾一度對財政部門漠視民意呼聲相當失望。全國人大積極尋找政府部門與社會公眾之間的利益平衡點。在民意壓力面前，不漠視不逆勢，而是積極回應、審慎考量，並合理妥協，體現了國家立法的科學性和民主性。在政府部門公信力不夠和社會質疑情緒嚴重的當下，遵從民意順應民心的明智選擇，避免了信任危機。
其二，“執政為民”突破行政部門的權益考量，回應民眾期待成為政治尺度。在“國富民窮”格局下，減稅幾乎成為大陸社會的一種“剛性期待”，不僅是利益訴求，更是民心向背。個稅法案審議實際上是一道政治選擇題。考量人民滿意不滿意、高興不高興，是“順應人民新期待”的應有之義。提高個稅起徵點表面上看財稅“少收了三五鬥”，卻拉近了政府與民眾的距離，體現了執政黨的惠民、富民、安民政策。
其三，政府讓利一小步，民生改革一大步。此番個稅調整雖不能滿足民眾所有意願，但是一份實實在在的“民生禮包”，是中國收入分配改革的風向標。其中彰顯的是“不與人民爭利”，給予人民更多實惠的普惠原則。這與其說“讓利”於民，不如說“返利”於民。改革發展成果全民共享不是一句空話，應釋放更多民生善意利好。這對今後“蛋糕”分割也是一個示範。
在當今世情、國情和民情發生新變化的形勢下，皆大歡喜式惠民之舉的標杆意義還在於，民意需要表達，政府需要傾聽，人民需要幸福，執政黨需要回應，聽民意順民心，才能把惠民實事辦好辦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