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投資者常常陷於官僚機構的權限之爭當中。這使他們在競標發達經濟體的資產時處於極為不利的境地。很多時候交易失敗是因為國內監管機構以國內產業政策之名否決了相關交易，比如2010年騰中重工收購美國汽車品牌悍馬(Hummer)以及2009年中國銀行(Bank of China)收購法國私人銀行洛希爾(Rothschild)股份的交易都是如此。中國想要在國際上取得成功，放鬆產業政策對企業的管制、讓企業在海外享有更大的實驗空間是很有必要的。
深化國內政策改革也將有助於提高對外投資。強化公司治理規則、遵守國際商業慣例，將使企業更容易在發達國家實現擴張。企業的這種透明不僅會緩解投資目的地揮之不去的政治擔憂，也會使中國企業能夠更好地與管理水平很高的外國企業競爭。
中國司法體制的一些獨特特征，也是企業跨境經營、遵守國外規章的重大障礙。一個非常明顯的例子就是國家秘密法，它禁止審計機構向海外監管機構出具某些金融信息。通過加快國內相關領域改革，使自己的制度與成熟經濟體更加兼容，中國可以為其跨國企業將來在國際上取得成功奠定基礎。
北京還需要考慮進行海外投資的公司種類。國有企業一直主導著對外投資，但在對發達國家的投資中，民營企業將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在中國對美國的全部直接投資裡面，它們的占比已經超過七成。但這些公司在中國當前制度中處於極大劣勢。不管是國內投資還是國外投資，國有企業都享有更有力的政治支持、更暢通的融資渠道和更快速的投資審批。
最後，中國發揮更積極作用、幫助保持全球投資環境開放的時機已經成熟。隨著美國和其他發達國家接受的中國投資越來越多，要求待遇互惠的呼聲也會增加。中國必須為進一步開放本國經濟、為外企提供公平競爭平台做好準備。在中國新的國家安全審查框架中，“經濟安全”和“社會安全”都是駁回外商來華投資的理由，這是朝著錯誤方向邁出的一步。
中國對外投資將給本國經濟帶來好處，正如它將給接受投資的國家帶來好處。通過走出去，中國企業將學會怎樣與外國企業競爭，而其中的很多經驗教訓在國內也會同樣適用。北京不能放棄對美國作為投資目的地的希望，也不能不在國內實施有利於這種投資的改革。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