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漸進式改革或部門改革，我們當然不能持全盤否定之態度。尤其在早期，由於從易到難，改革減少了社會震蕩和失誤的風險，同時積累了改革的知識和經驗，使之成為激勵後期改革的動力和深化的條件。但其缺點當然是非常明顯的，這種改革方式缺乏系統性和前瞻性，很多時候都是為解決各種問題而被動改革；也缺乏統籌性和共融性，改革之間常有衝突，從而易形成對前期低成本改革成功經驗的依賴，降低對後期成本的承受力，並最終使陷入改革動力不足、自我鎖定的困境，形成漸進式改革的風險。
政府未能處理與市場的關係
再深入一步，“轉型陷阱”也罷，漸進式改革的風險也好，它們的一個共同特點，在於政府未能處理與市場的關係，嚴守自己的邊界。中國的市場經濟不是一個自發演進的過程，而是由一個權威的政府“人為”設計出來的，因而也就避免不了存在設計者自己的利益，尤其是這個權威的政府又是一個傳統上力量就非常強大的威權政府時，它是不願輕易退出經濟過程的，只要有可能，就會利用自己的權力資源侵入市場的邊界，蠶食市場的成果。由此可見，政府若過於強大，對市場經濟的後期發育無疑是個威脅和障礙。
改革拖得愈晚，成本將愈巨大。要走出“轉型陷阱”和漸進式改革的風險，必須重新界定政府和市場的邊界，約束政府的衝動，這必然是一個包括經濟、社會和政治在內的系統的全面的改革，而不會是單一的經濟改革。因為只有政治的民主化、經濟的自由化，社會的組織化，中產的公民化才能有效約束政府。
所以，未來的改革一定要以憲政、民主、法治、市場為目標。但就當下而言，應把改革的重點放在改變政府的治理方式上，改革不能由部門所主導，減少政府對經濟和社會事務的不當干預和管制，將政府壟斷的權力下放給社會與市場；鬆綁民間投資，打破國企壟斷，開放金融、文化等各類服務業；建立公共財政和預算民主；加快社會組織的培育、構建公民對公共事務的參與機制，拓寬民意訴求的反饋渠道；改革收入分配體制，縮小貧富差距；以及加強法治建設，使改革在法律的框架和約束下進行，等等。
目前，民間對真正改革的呼籲很高，上述改革若成為今次兩會討論的內容，並在民意推動下，出台實質性改革舉措，將不啻是中國改革事業之幸矣。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