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投資、出口、消費傳統“三家馬車”的傳統分析框架中，投資占比過大，過分依賴出口，家庭消費不足往往為人詬病；為此，一旦出口下行，經濟“調結構”之聲不絕於耳。
經濟學是舶來品，最近三十年又成為國內顯學，在現實中往往存在“問題與主義”之爭，如通貨膨脹與貨幣超發，如投資過度與消費不足，凱恩斯主義與奧地利學派，甚至如市場與政府等等，不僅與原本定義漸行漸遠，徒然流變為名詞之爭，甚至意識形態之爭。
事實上，中國投資過度只是表象，甚至，投資是否過度亦是偽問題。從人均資本存量看來，中國遠低於美國，仍舊需要投資，但是問題在於，需要有效率的投資。正如匯豐銀行一份報告中曾經指出，2010年中國的人均資本存量為1萬美元左右，不足美國的8%，為韓國的17%左右。
中國的投資過度，其實只是投資錯誤而言，症結何在？在長期金融抑制的制度之下，民眾畸形儲蓄，利率被人為壓低，行業准入被限制，資本分配更是“國”“民”有別。
行政之手強行干擾經濟周期的自然衰替，必然導致經濟冷熱失調。往昔四萬億推動之下，大部分銀行資金進入地方政府以及國企項目，不僅造成天價信貸推動之下的通貨膨脹，而且造成大量錯誤投資，無效投資只能造就過剩產能，也擠壓民間企業盈利。
也正因此，當前中國投資回報率下降根源之一，正是在於政府對投資的主導，近幾年巨量信貸投放，換來的GDP保八，其代價不菲。投融資體系改革說了30年，卻並無根本性進步，行政之手對金融資源的壟斷必須打破， 如此才可能在長期重新獲得增長動力。
由此可見，無論地方版四萬億還是中央版四萬億，都不是解決經濟困境的必須。中國不需要四萬億，需要的進一步改革。未來經濟增長倚重全要素成長率的提高，短期或可祭出逆周期調控政策，譬如結構性放鬆貨幣政策以及整體減稅，中長期則依賴制度變革。
改革之路應從界定政府權力邊界開始，讓政府退出競技場，回歸規則制定者角色，強化對自身權力的制度化約束。
換而言之，地方版四萬億如果要奏效，除非地方政府從上訴條款認真做起，以規則的制定者為追求。進一步看，地方之間也存在進一步分化，如果激勵引導得當，未來權益保護得力、承諾可信度高的地政府在招商引資方面將會勝出其他地區。否則，光憑政策優惠而無基本權益保障，難以打動民企之心——譬如某些曾經強行回收煤老板手中煤礦的地區，相信在短期之內難以重覓資本。
一旦政府確立承諾的可信度，其必然有助於營造良好市場經濟氛圍。如讓民企可以利用金融資源，進入保護壟斷行業，必然有利於民企可以做長遠計劃，也有利於全要素生產率的整體提高，構成對於對於未來增長的有力支撐——過往所謂中國民企愛賺快錢之說，也不過是對朝令夕改的無奈應對而已。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