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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評社香港11月1日電／新加坡《聯合早報》10月30日載文《為什麼經濟制裁日本不一定有效？》，摘要如下：
中日之間的釣魚島爭端升溫過程中，中國國內要求經濟制裁日本的呼聲也日益明顯，儘管官方從來沒有明確表態支持過任何的經濟制裁，但即使非官方層面如此明確地要求經濟手段達到外交目的廣泛討論可能也是首次。
這從一個側面反映了中國國力增強和經濟全球影響力擴大後外交手段選擇的增加，但是經濟制裁日本是否有效，則存在很大的疑問。
對日外交新選項：經濟制裁
曾幾何時，經濟制裁被中國人默認為西方發達國家對中國政治圍堵外交孤立的手段一直受到批判。長期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日本，雖然同歐美相比對華外交中較少使用經濟制裁，但也不乏其例，例如“天安門事件”後凍結日元貸款，1990年代中國核試驗後暫停援助等。這些都反映了當時中日之間的經濟實力對比——日本強中國弱，經濟制裁僅是可供日本選擇的單向外交手段，而中國卻沒有能力使用。
這種狀況最初發生變化在2001年，在中國進入世界貿易組織（WTO）前夕，日本宣布對從進口中國的大葱、燈心草等產品進行緊急進口限制（safeguard）。對此，中國方面對汽車，手機等日本產品徵收100%的報復性關稅，此次貿易衝突最終以日本停止進口限制結束。儘管這次中國的報復性措施，可能是中國第一次在對日外交中使用經濟武器，並且取得了勝利，但仍然屬於被動使用經濟制裁的範疇。
據報道，2010年中日發生“撞船事件”後，中國一度暫停了對日出口稀土。如果屬實，這可能是中國第一次主動對日使用經濟制裁手段，但在中國當時並沒有廣泛討論經濟制裁日本的話題。2012年9月，日本政府宣布“國有化”以後，中國媒體和知識界前所未有地開展了如何經濟制裁日本的討論，其中以官方媒體《人民日報》海外版9月17日所刊文章《中國何時對日扣動經濟扳機》比較有代表性。文章指出，日本經濟對中國的經濟手段缺乏免疫力。日本有了兩個失去的10年，之所以能挺過來沒有垮掉，在很大程度上得益於對華貿易和投資的大幅度增加，與此同時，也形成了對中國市場的更大程度依賴。中國有“殺敵一千，自損八百”的意志和承受力。難道日本寧願再失去10年，甚至做好倒退20年的準備了嗎？9月24日的《人民日報》刊文《大國之怒還在後頭》，言辭激烈地指出“大國之怒，萬鈞雷霆，不是不報，時候未到”。腰包漸鼓的中國企業和民眾有理由根據自己的好惡去改變投資和消費趨向，反應很正常。《中國新聞周刊》在9月中旬專門出版了專題《制裁日本：經貿的手段及選擇》，詳盡地分析和探討了對日經濟制裁的具體領域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