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GDP數據曾多次遭到質疑，特別是在高頻數據不佳之時，GDP大幅高於預期是有先例的。例如，今年一季度GDP增速7.4%，便超出當時市場預期；一旦仔細觀察，筆者發現同期GDP平減指數大幅下滑（從去年四季度的1.7%回落至0.4%），令人不解。平減指數是名義GDP與實際GDP之比，與物價走勢相符，很難解釋為何短短一季度商品與服務價格會出現如此大的變化？
當然，技術性的爭議沒有止境，也難於評論。但若是由於達到增長目標的重要性被高估，數據發布方又頻頻遭受外部研究人士的質疑，這種現象其實體現的是目標制定本身的尷尬，值得反思。
如此看來，以往的GDP目標是否合適確實需要探討。但即便如此，筆者也並不認為明年應該取消目標的制定。以往經驗顯示，給予GDP目標有引導預期的作用，便於各級政府制定決策，如稅收目標制定，宏觀政策方向調整等，效果不錯。此外，考慮到中國市場經濟尚待完善，政府職能轉變方興未艾，過早取消GDP目標並不成熟，並容易造成下級政府預期混亂，或者不作為，不利於增長的穩定，缺少平穩的外在環境也難言有利於改革。在筆者看來，應對之法莫過於改進目標，使之更加完善。
那麼，明年GDP目標定在哪里合適？又該如何改進，目標多少合理？在筆者看來，引入底綫思維或是兩全之計，即在明年政府工作報告中，把政府對增長的底綫傳達給市場，這樣不僅可以避免政策頻繁波動，為改革爭取最大空間，也可以起到預期引導效果，讓各級政府工作仍有的放矢。
那麼，底綫在哪里是值得探討的。從技術角度而言，考慮這一問題的思路是根據中國潛在增長率的測算，確定底綫。如中國社科院副院長蔡昉預計，伴隨著人口紅利的消失，“十三五”時期中國經濟增速下降至6.2%左右，低於“十二五”的7.6%。筆者嘗試用傳統的HP濾波方法，生產函數方法計算，同樣證明了中國GDP潛在增長率有所下滑的結論。
從實踐的角度而言，採取謹慎嘗試的方式或許更具有可操作性。近年中國增長從兩位數回落至個位數進而降至7%左右從未出現，可以根據不爆發大規模失業與系統性金融風險這一底綫，謹慎嘗試。例如，中國總理李克強在今年“兩會”上便提及7.5%的增長目標是兼顧新增就業、消化產能、避免債務危機、地方政府財政等諸多因素，既有必要也有可能。在筆者看來，即便當前經濟跌至7.5%以下，上述悲觀情況也未出現，為明年調低目標提供了依據。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