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更多地技術性的討論可以在未來一段時間充分細致地展開。鑒於明年海內外經濟環境比較複雜，改革任務十分艱巨，增長底綫下調可以更加大膽一些。
海外方面，盡管歐美經濟雖然有所複蘇，但不確定性仍然較強。例如，美國經濟數據時好時壞，依靠貨幣寬鬆助推的增長複蘇，如今突出的表現是資本市場與房地產市場的恢複，結構改革進展實則緩慢，包括製造業占比仍然較低，醫療改革突破有限，貿易逆差與低儲蓄等未發生實質改變，相反資產價格上漲推升了財富差距增大，反而是不利的。整體上而言，筆者認為，美國有重走格林斯潘老路的風險。
而歐洲方面，越來越多跡象表明，歐洲有日本化趨勢的風險。這不僅體現在通縮風險與長期增長停滯，更多的體現在供給方面的因素。比如，人口老化、體制弊端導致的長期競爭力不足、福利居高不下等問題。更加令人感到擔憂的是，相比於單一制國家，歐元區在協調政策方面力不從心，德國央行與歐央行在抗通縮方面的各有需求；不同利益訴求下，筆者預計，歐央行量寬的力度也將低於預期，歐元區日本化的趨勢恐難避免。
同時，日本“安倍經濟學”也遭遇挑戰。今年二季度，日本GDP環比年率下滑7.1%，降幅創2009年第一季度新高。年底之前仍有決定安倍經濟學能否有所成效的多個關鍵點，如9月的內閣洗牌、日本央行可能擴大超級貨幣寬鬆規模、明年日本是否再次上調稅率等等。此外，烏克蘭、北朝鮮等政治風險，也將對明年海外環境造成不確定性。
反觀國內，改革的加速推進也需要更多的空間。可以看到，作為重中之重的財稅體制改革已經啓動，《預算法》的修改已經通過，關於地方政府發債的限制也被改寫，落實是個關鍵。同時，預計房地產稅立法也不會拖得過久。不難設想，一旦上述改革落地，短期內對以往地方政府投資模式帶動的增長可能會造成衝擊。如果增長橫綫過高，難免會束縛上述改革手腳。此外，金融改革、國企改革、地方政府行政管理改革、新型城鎮化建設的任務與難度同樣不小。如果明年增長設立底綫，而非預期目標，才可集中精力攻關改革。
綜上所述，筆者認為落實改革與應對國內外複雜環境，需要在設定GDP目標中引入底綫思維。考慮到未來幾年要實現中共十八大提出的到2020年GDP翻一番的目標，明年GDP底綫目標降至6.7%是可以考慮的。雖然6.7%目標低於當前市場預期，但由於其並非預期目標而是政策操作底綫，若大部分時間增長在目標以上，宏觀調控政策便可以減少動作，為改革創造相當大的空間。而一旦目標有跌破風險，也可迅速行動，而市場預期一致，也會有力地避免延誤最佳政策時機。如此則目標清晰，無論從操作層面還是引導預期層面，都能起到不錯效果。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