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最終中日都未發生類似中美撞機之類的高風險事件，在激烈博弈的背後也形成了一種“默契”：嚴格的風險管控，以防出現意外。如果和平指的是沒有戰爭的話，那這四年也算是中日權力的“和平”轉移。
無論中國還是日本，其實力的基礎都來自於高速增長帶來的經濟實力。中國三十多年前確立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國策方略，而日本也曾實施貿易立國的戰略，經濟、貿易是中日兩國所擅長的，也是權力的來源。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世界流行的是“日本第一”，21世紀的流行詞是“中國第一”。中日兩國都在一定程度上是東亞模式的代表者，在地區格局中的話語權也來源於此。中國在GDP總量上超過日本，意味著中日經濟領域的競爭會更激烈，中國開始從總量到質量，進行經濟結構的調整，而日本則希望將GDP增速給拉上來，安倍經濟學的本質就是扭轉中日之間的經濟差距，以免日本在東亞地區被邊緣化。
而在經濟競爭的背後，是中日兩國新任領導人都在推動“改革”，國家和外交戰略處於轉型之中。這會為中日關系提供更大的轉圜空間，也為時而摩擦的和平競爭開辟了通道。
中國自十八大之後開始了新一輪的改革開放，中國領導人習近平提出並推動“一帶一路”的建設，以周邊外交為核心，通過“一帶一路”向西開拓，中國將扮演歐亞大陸與亞太兩大經濟圈的樞紐和動力傳送帶，今年亞投行在北京落地，中國外交轉型的意志已經得以體現。“一帶一路”的戰略既是外交優先方向的調整，也是中國發展戰略的再平衡。為的是彌補自上個世紀八十年代開始，東部沿海地區經濟崛起對西部形成的差距。
中國的西部大開發戰略提出了數十年，但效果並不是很明顯。一個重要的原因是缺乏外交戰略（開放戰略）的配合，西部開發不僅需要國家的政策優惠，更需要一個全方位的開放體系。“一帶一路”戰略的推進，中國內陸邊疆就變成了開放的前沿，中國的外交重心也會從東部向中西部偏移。中國向西看，西太地區的博弈與競爭烈度自然就會有所下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