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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月17日，德國財政部長朔伊布勒在柏林與中國副總理馬凱共同出席新聞發布會。朔伊布勒當日表示，德國將加入中國倡導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 |
中評社香港4月11日電／今年如果舉出中國經濟的特征之一，自然是要首推“新常態”。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上個月末舉辦的博鰲論壇年會開幕式主旨演講上表示“中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不能只看增長率”，“中國將主動適應和引領經濟發展新常態，堅持以提高經濟發展質量和效益為中心，把轉方式調結構放到更加重要位置，更加堅定地深化改革開放”。在博鰲論壇之前召開的中國兩會的全國人大上也是，中國政府正式宣布中國經濟已進入新常態。今年將增長率目標下調到7%，中國所有的經濟政策都將按照此標準推進。
韓國《中央日報》4月8日載文《美國“New Normal”和中國“新常態”》，文章說，在這裡，新常態是對美國出現的用詞“New Normal”的中文直譯。中國經濟自改革開放以後一直保持兩位數的高速增長率,但從2012年開始增長勢頭卻停留在7%左右,而中國將這樣的狀態定位為 “新常態”,並將今後經濟政策的焦點放在穩定維持新常態上。出於這一點，中國的“新常態”與意味著長期低增長的美國式“New Normal”異曲同工。但如果仔細觀察低增長的水平和應對戰略，中國的“新常態”與美國的“New Normal”明顯不同。
“New Normal”一詞是指IT(信息技術)泡沫破滅的2003年當時美國的經濟狀況，由風險投資人喬治·買納米首次提出使用，在2008年發生從美國始發的全球金融危機之後，隨著太平洋投資管理公司(Pimco)首席執行長埃裡安(Mohamed El-erian)將經濟狀況指稱為“New Normal”而廣泛傳播(《韓國經濟報紙經濟專用語詞典》)。隨著在全球金融危機以後，政府、企業和家庭生計都積極減少負債，低增長、低收入和低收益率等“三低”現象成為新標準。如此一來，2013年年末，哈佛大學教授薩默斯(美國前財長)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經濟論壇上表示“世界經濟可能陷入低增長、低物價、低利率和低雇傭的結構性長期停滯(secular stagnation)”，將經濟停滯在結構上長期化的狀況稱為“New Normal”，“New Normal”一詞再次開始受到世人關注。
薩默斯所說的“New Normal”是以將低增長視為結構上無法避免的既成事實為前提，其中蘊含著人為的增長政策並非可取的意思。近似於有些被動和斷念的“增長懷疑論”。薩默斯作為克服長期停滯的對策提出擴張財政政策，但前美聯儲主席本·伯南克等人士否認長期停滯假設，指出不能實施永久擴張財政政策。最重要是，薩默斯的“New Normal”在美國這種發達國家使用可能沒什麼問題，但並不適用於像中國這樣依然繼續發展的發展中國家和低開發國。如果讓依然任重道遠的發展中國家和低開發國認為低增長是新的正常狀態，放棄增長政策，難道它們會乖乖聽話嗎？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