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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評社香港5月18日電／（一）國內外大多數有識之士幾乎一致承認，中國共產黨對國家的治理，從總的方面來說是比較有成效的。但人們必須有鮑波爾所說的“問題意識”，這種問題意識不但對知識分子的科學研究是重要的，而且對黨的決策和實踐也是重要的。科學研究要從問題開始，決策和實踐也要從問題開始。擺在中國社會面前的重大問題是什麼呢？
從政治視角來看，就是貧富差距拉大和官員腐敗嚴重這兩大問題。對於前一問題，應當說解決得是較好的。自九十年代以來，黨和政府就著力解決減少城鄉貧困人口的數量，提高“貧困”的標準，自本世紀以來，更著力改善民生，使廣大中低收入者的生活水平有了明顯提高，多次受到聯合國有關機構的好評和讚揚。
但對於後一問題，應當說解決得是較差的。自改革開放以來，在一般意義上，黨政領導幹部中出現的不正之風和腐敗行為，是自建國以來最為嚴重的，雖經一些治理，但收效甚微。當然，自中共十八大以來，黨的領導中樞在行動上開始真正“從嚴治黨”了，主要領導成員自身也是比較廉潔的。但人們常常陷入這樣的誤區，本來黨的紀律檢查工作包括三項主要內容，但多年來只把主要精力放在了抓極少數的腐敗分子上，放在了“發現一個，查處一個”上。紀檢部門更是以查辦案件為自己的基本任務，每年都能公布一些典型案例，以及一些包括省部級幹部在內的腐敗分子的數量和惡行。但對於發生在占多數的、較好幹部身上的種種不正之風和較輕的腐敗行為，則在很大程度上仍是聽之任之，甚至認為“這是小事，都在這麼幹，那些大事還抓不過來呢！”最多不過是到一定時候抓出若干個“倒黴分子”，公布一下，作一警戒而已。
值得指出的是，儘管“大吃二喝風”和“公車私用風”有所收斂，但流行多年的“辦事送禮收禮風”和“人情關係風”，仍然受到眾多幹部和一般民眾的認可或默許，問題的嚴重性正在這種習以為常、“集體沉默”上。而與之相配套的“阿諛奉承”、“一團和氣”這兩股歪風，既在上下級幹部和同級幹部中繼續流行著，又已進入了大雅之堂和民間作坊，並在此基礎上更出現了一些新的、例如“不作為”這樣的“濳規則”，且被相當一些人解釋成為“穩健之舉”、“和諧之舉”。很明顯，問題主要並不在於有多少腐敗分子（“老虎”也好，“蒼蠅”也好）還沒有被揭露出來，而在於多數領導幹部中的不正之風和腐敗行為沒有真正納入到人們的視野，使“從嚴治黨”在一定程度上仍是一種口頭禪。
近些年來，有的學者多次呼籲批判這兩股歪風和種種“濳規則”，卻被主流媒體冷落，更為眾多官員所厭惡和懼怕。黨的領導中樞有必要把“從嚴治黨”的重點放到那些比較好的黨的幹部身上，放到治理他們的“辦事送禮收禮”、“處好人情關係”等“小事”，以及“阿諛奉承”、“一團和氣”等風氣上，要他們從“不作為”、“貪點、占點只要不過分就行”等“潛規則”中解脫出來。若干年來，黨在“從嚴治黨”上的失誤，以致在反腐敗鬥爭問題上的失誤，就在於沒有抓住占多數的、較好幹部中的不良風氣這個重點，這既是因為沒有看到“不正之風”正是腐敗分子的滋生地和土壤，又是因為擔心這個多數會由於一些“小事”受到整治而“不高興”，從而影響“安定團結”。也可以說，對多數領導幹部即較好的領導幹部中的問題的諒解和遷就，是在“從嚴治黨”以致反腐敗問題上收效甚微的重要原因和重要表現。
（二）從當前國內外形勢和黨內存在的問題看，要做到從嚴治黨和反腐倡廉，可以從兩個方面花大力氣開展工作。一是借鑒發達國家，特別是以“社會民主主義――民主社會主義”為旗幟的發達國家的經驗，鼓勵新聞監督。一是繼承和發揚黨的群眾路線的優良傳統，結合新的歷史時期的實際情況，對黨的各級領導幹部進行切實的群眾監督。關於前者，不但要調查和研究那些發達國家有關反腐倡廉的各項具體規定，特別是關於新聞監督的具體規定，而且要學習和運用其中體現出來的民主思想和社會主義思想，克服那種以高傲的“絕不”的態度，自認為手中有“馬克思列寧主義”和“毛澤東思想”，便能在懲治腐敗上高人一籌的陳舊觀念，以及盲目排外的社會心理。新聞監督的方面應當比現行的規定多些，不要擔心它會“給黨抹黑”，或會對我國社會主義政權帶來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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