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這輪金融監管是對金融科技公司、互聯網金融等新型金融業態蓬勃發展帶來風險的應對。過去幾年，中國的互聯網借貸、小額貸款公司等發展迅速，在一定程度上豐富了社會融資渠道，但由於定位不清、管理薄弱、監管不足，也催生了集資詐騙、放高利貸、暴力催債等問題。此外，順應區塊鏈、人工智能、大數據等新技術在金融行業應用的發展態勢，也需制定該領域金融監管的行業標准和長效機制。
第四，這輪金融監管是對當前中國經濟社會運行實際的一次檢驗。過去幾年，伴隨互聯網、新技術的創新突破，金融科技的發展也水漲船高，由此產生了各類金融衍生品，中國官方基於經濟轉型需要以及過去發展中“先行先試”的傳統，給予了相當程度的創新和試錯機會，中國民間則越來越接近“金融社會”，在享受移動支付、共享經濟等便利之時，也對“錢生錢”有了更大的期待與實踐。由此產生的副作用就是金融對實體經濟的關照不足，以及民間對金融產品的盲從。近年來，幾乎每個網貸平台“爆雷”案例背後都是數十萬投資者的夜不能寐。無論是從經濟發展階段，還是社會文化心理、金融知識儲備來看，中國當前都需警惕出現金融衍生品過多、過濫的情況，盡快找到平衡監管科技與金融科技的“沙盒”。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金融監管的調整都與經濟發展和市場變革有著密切的聯系。當前中國經濟面臨複雜的內外環境，也需與之更加吻合、配套的金融監管體系。從近兩年的實踐來看，加碼補足監管短板、加快建立協調機制，藉此打好防範化解重大金融風險的攻堅戰，是這一輪金融監管發力的顯著特點。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