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兩黨政治家都知道這一點，但他們更願意只關注與中國的衝突。他們尤其喜歡指責中國讓我們無法適應自動化世界。十年內失去300萬個制造業崗位雖然對美國社會構成了嚴重的壓力，但當中國曾經面臨失去4500萬個國有企業崗位——主要是制造業崗位——時，他們的領導人幫助下崗工人再就業——新的就業崗位主要是在服務業領域，而非責怪美國。但我們的政客選擇指責中國，而不是應對國內的社會危機。
多體制并存是常態
以普林斯頓大學教授阿倫•弗裡德伯格為首，許多美國評論人士認為，我們不能與另一個擁有不同體制的大國共存。這一教訓是從納粹德國和蘇聯的掠奪中汲取的。但與納粹德國和蘇聯不同，中國并沒有試圖將其制度強加給其他國家。另外，中國也與俄羅斯不同。中國認為其體制是獨一無二的。北京的口頭禪是，每個國家都該有權選擇自己的發展道路，不受外來壓力的影響。
雖然中國沒有強迫或誘使其他國家采用它的發展模式，但與印度或菲律賓相比，它在改善本國人民生活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功，這對我們堅稱的“西方制度對處於任何發展水平的任何國家都有效”這一立場提出了挑戰。
2007年至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以及唐納德•特朗普總統上台和英國脫歐讓中國相信，西方政治經濟模式極易受災難性的經濟管理不善的影響。
我們無法用武力、顛覆破壞或經濟上的阻礙因素來駁倒這一觀點。我們必須找到辦法，讓西方制度在印度、非洲以及我們國內發揮比過去更好的作用。如果我們堅持說與中國相比，印度社會發展得更好，那麼大多數發展中國家有理由對此感到蔑視。這是一個重大挑戰，但它是我們和印度的問題，不是中國造成的威脅。
這會給我們帶來什麼結果？在可預見的未來，我們無法打敗中國或者在與中國的較量中占上風；反過來說，中國亦是如此。我們有一個勢均力敵的競爭對手。這個競爭對手并不尋求發動戰爭。從歷史上看，多體制并存的世界是常態。
“一帶一路”更勝一籌
在冷戰時期，我們憑借地緣經濟戰略贏得了地緣政治博弈的勝利。布雷頓森林體系下的世界銀行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關貿總協定/世貿組織一道為全球基建提供資金，它們制定國際標准并管理經濟危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