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孫中山認識到，現代中國政治人物仍然必須把推進國家統一作為自己的政治目標，這一思想惕勵今天和以後的中國領導人承擔起這一歷史責任。孫中山在他的演說和論著中，多次從中國傳統政治文化的角度來論述國家統一的極端重要性。在1903年9月21日發表的《支那保全分割合論》中，他說：中國“國土統一已數千年矣，中間雖有離析分崩之變，然為時不久複合為一”，因此中國“民族有統一之形，無分割之勢。”（《孫中山全集》第一卷，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第223頁）。辛亥革命以後，面對軍閥割據混戰的局面，孫中山更加強調統一的重要性，他在1922年8月17日發表的《孫逸仙宣言》中說：“中國是一個統一的國家，這一點已牢牢印在我國的歷史意識中，正是這種意識使我們能夠作為一個國家而被保存下來，儘管它過去遇到了許多破壞力量。”（《孫中山全集》第六卷，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第529頁）是綿延幾千年以政治制度和政治哲學為載體的中華民族獨特傳統，規定了中國國家統一成為了全體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共同願望。1924年11月24日，孫中山在神戶與日本新聞記者的談話中說：“統一是中國全體國民的希望。能夠統一，全國人民便享福，不能統一，便要受苦。”（《孫中山全集》第十一卷，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第373頁）孫中山不僅認識到國家統一的重要意義，也為實現國家統一竭盡了心力。民國成立後，孫中山在《臨時大總統宣言書》（見《孫中山全集》第二卷，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第1-2頁）中首先將致力國家的統一作為中華民國的立國方針，並把國家的統一具體歸納為以下五個方面：民族之統一、領土之統一、軍政之統一、內治之統一、財政之統一。1924年11月孫中山抱病北上，目的就是尋求和平統一中國的可能性。1925年3月11日，他在逝世前一天和汪精衛的談話中還說：“餘此次來京，以放棄地盤謀和平統一，以國民會議建設新國家，務使三民主義、五權憲法實現。”（《孫中山全集》第十一卷，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第638頁）他試圖以“放棄地盤”來喚起北伐軍閥的良心、謀求和平統一，體現了一代偉人崇高的愛國主義情懷和偉大政治家的宏偉氣魄。
第二，孫中山把軍閥看作是國家統一的主要阻礙，抓住了中國傳統政治制度的根本缺陷。在1922年8月17日發表的《孫逸仙宣言》中孫中山說：“1917年國會遭非法解散，中國政治呈現分裂局面，從而產生了重新統一的問題。”（《孫中山全集》第六卷，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第526頁）辛亥革命前到辛亥革命後建立中華民國的最初幾年，中國是統一的，但由於新政治制度設計的不合理、缺乏落實到位的經濟社會條件，出現了不同政治勢力之間力量的嚴重衝突。1924年2月12日，孫中山在南北統一紀念日慶典的演說中說：“清帝退位，南北統一。當時成功，又何如是之易。乃南北已經統一，中間因互爭權利者幾年，互爭黨見者幾年，互爭地盤者幾年，至於今日時局四分五裂。”（《孫中山全集》第九卷，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第462頁）爭權、爭地、爭見都是分裂原因，但是軍閥的出現才導致了國家的分裂。《孫逸仙宣言》提出，要保證國家的和平和福利，只能靠：“徹底消滅造成國家一切混亂的主要根源——軍閥主義，如不取消督軍的軍隊而代之以工兵，中國將永無寧日。”（《孫中山全集》第六卷，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第528頁）軍閥指的是以武力割據一方的政權。這一名詞雖然在古代已經出現，但在中國現代以來通常採用的“軍閥”概念主要是指在民國初期的武力政權，比如像張作霖、段祺瑞這樣的北洋軍閥。對於中央集權的中國傳統政治體制來說，現代軍閥和古代地方封建割據勢力的破壞性是一樣的。自秦代建立中央集權體制以後，每當中央政府的管治能力衰弱下去，就會出現地方封建割據勢力，由此就可能發生問鼎中央政權的戰爭，直到有能力打敗所有對手的那一支武裝力量完成統一為止。北洋軍閥統治時期，雖然不同軍事集團支持的政治領導人也會塗上民選的油彩，但由於不能真正得到其他軍事集團的支持，因而也不能為公眾帶來社會政治秩序穩定的預期。這就是毛澤東所謂“槍桿子裡面出政權”的邏輯所在。1945-1949年的國共內戰雖然包含了意識形態之爭，但實質上仍然是中國傳統政治運作方式的延續。
就兩岸今天的分治狀態來看，緣由仍然是蔣介石時代國民黨軍隊的軍閥性質帶來的。也可以說，台灣的政權雖然經歷了許多變化，但至今也仍然具有軍閥的性質。至少有兩點表現證明：一是通過利用國際勢力對中國內政的干預、購買外國先進武器等等，保持其軍事力量對區域國土的單獨控制；二是一部分政治力量試圖推動台灣這塊中國區域國土永久脫離中國，建立新的“獨立國家”。這樣的行為，既違背中國傳統政治文化、也不符合現代民主國家理念、更不符合中華民族核心利益。
第三，孫中山把帝國主義看作是封建軍閥賴以生存的基礎，這也是至今中國不能實現國家統一原因的深刻揭示。1924年11月10日，孫中山在《北上宣言》中指出：“辛亥之役，吾人雖能推倒滿洲政府，曾不須臾，帝國主義者已勾結軍閥，以與國民革命為敵，務有以阻止國民革命目的之進行。十三年來，軍閥本身有新陳代謝，而其性質作用，則自袁世凱以于至曹錕、吳佩孚，如出一轍。故北伐之目的，不僅在覆滅曹吳，尤在曹吳覆滅之後，永無同樣繼起之人。換言之，北伐之目的，不僅在推倒軍閥，尤在推倒軍閥所賴以生存之帝國主義。”（《孫中山全集》第十一卷，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第294-295頁）起初孫中山希望以武力北伐消滅軍閥，後來由於時局變化，孫中山又大力爭取和平統一。他在《神戶歡迎會上的演說》中說：“此時各方人民都是希望中國趕快和平統一。說到和平統一，是我在數年以前發起的主張，不過那些軍閥都不贊成，所以總是不能實行這種主張。這次我到北方去能否做成和平統一也未可知。不過以後真是要和平統一，還是要軍閥絕種；要軍閥絕種，便要打破串通軍閥來作惡的帝國主義；要打破帝國主義，必須廢除中外一切不平等條約。”帝國主義為了掠奪中國而以軍閥作為代理人，而軍閥則為了打敗其他軍閥、獨佔政權必須尋求帝國主義的支持幫助，這是20世紀中國長期無法實現完全統一的根源。國共內戰時期也是如此，國民黨得到美國的幫助。直到今天仍然如此，如果沒有美國從中作梗，台灣問題早就可以解決了。
第四，孫中山認為只有消除君主專制制度的社會基礎才能真正終結君主專制制度，才能為以民主方式實現國家統一奠定基礎，這一認識也是十分深刻的。1923年8月15日，孫中山在廣州全國學生總會評議會的演說中說，中華民國的招牌算是掛起來了，但十二年來變亂不止，而民眾卻認為這種變亂是革命造成的。“你不承認十二年的禍亂是革命黨造成的麼？民意大多數卻承認是這樣的。”
“我們有時到鄉下去，高年父老都向我們說：‘現在真命天子不出，中國決不能太平。’要是中國統計學發達，將真正民意綜起來分析一下，一定復辟的人佔三萬萬九千萬多。我們果然要尊崇民意，三四十年前只好不提革命了，因為在那時，多數人要詈我們是亂臣賊子，是叛賊，人人可得而誅之的。”“這種心理不改變，中國是永不能太平的。”（《孫中山全集》第八卷，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第114頁）在孫中山看來，辛亥革命只是推翻了皇帝，卻沒有消除皇帝賴以生存的社會基礎，因此指望以和平民主方式實現國家統一是不可能的。所以孫中山的《建國方略之一》是“心理建設”，強調要通過“心理建設”轉變人們的觀念；晚年改組國民黨的目的也是要推動黨組織去宣傳黨的“主義”。
當然，孫中山特別強調社會“心理”作為政治制度基礎的重要性，在今天看來是明顯不足的。儘管他也提出了發展經濟、推進工業化的設想和舉措，但畢竟在認識上是不到位的。按照馬克思主義的觀點，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真正支撐中國傳統的君主專制制度的是小農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只有對物質生產方式進行革命性變革，在實現工業化、市場化、城市化等等的基礎上，才能為民主政治制度的建立奠定基礎。事實上，現代民主在西方就是工業化基礎上社會各方面利益主體以和平協商方式解決政治問題的制度安排，沒有工業化帶來的社會財富的積累和市場制度的健全完善，就不可能有民主。對此，甚至曾經為袁世凱恢復帝制提供理論支持的美國政治學家古德諾也有類似看法。他在寫於上世紀20年代的《解析中國》一書中說：“剛開始接受西方思想的中國更多地把注意力投向哲學領域而不是科學技術的研究，其結果必然是忽視了政治制度和社會經濟實際狀況之間的緊密聯繫。他們忙於照搬國外的各種制度，對設計在紙面上的方案抱有過高的希望。”“遺憾的是，肩負著中國希望的中國青年過分熱衷於哲學領域的全面變革，而不願意去領導經濟生活中正在發生而且還要繼續繼續下去的變革。”（《解析中國》，國際文化出版公司，1998年7月，第45頁）事實上，這種缺陷一直延續到新中國成立以後，毛澤東發動“文革”進行“政治大革命”、“思想大革命”以建立一個純粹的紅色江山的指導思想也是這樣一種邏輯。這一認識問題和思想方法問題直到鄧小平提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之後才最終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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