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孫中山在政治上善於妥協、不執著於權力地位的觀念和行為，也是中國民主政治建設的寶貴財富。辛亥革命期間，中國政治生活中發生了兩次很有意義的政治妥協，一次是代表君主專制制度的清朝統治者和代表民主政治制度的袁世凱之間達成的清帝遜位的妥協，一次是孫中山和袁世凱之間的妥協。孫中山按照革命黨人和袁世凱達成的協定，當袁世凱逼使清帝退位，孫中山就辭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由袁世凱接任。過去人們認為辛亥革命的缺點是妥協、不徹底，孫中山本人在1924年1月23日《對於中國國民黨宣言之說明》中也說過：“前幾次革命均因半路上與軍閥官僚相妥協、相調和，以致革命成功之後仍不免於失敗。……妥協是我們做徹底革命的大錯。”（《孫中山全集》第九卷，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第125-126頁）如毛澤東在《如何研究中共黨史》（《毛澤東文集》第二卷）中就講過這個觀點。但事實上，在民主政治之中，妥協不但不是錯誤，相反是民主政治制度中特別重要、必不可少的體制機制。孫中山作為一位深受西方民主思想薰陶的現代政治家，辭去臨時大總統之後沒有失落或不快，而是誠心誠意地接受這一安排。1912年8月14日，孫中山應袁世凱之邀來到北京，在北京逗留一個月，他和袁世凱會晤13次，而且多為二人密談，每次談話時間從下午4點談到晚10點、12點甚至凌晨兩點，被稱之為孫袁二人的“蜜月期”。他們談話內容十分廣泛，但最後結果就是一個，袁世凱特授孫中山以籌劃全國鐵路全權，任中國鐵路總公司總理，總部設在上海，還把當年為慈禧太后特製的豪華花車撥給孫中山專用。從此，孫中山一門心思去辦鐵路，直到後來發生宋教仁遇刺案件，孫中山發動二次革命為止。雖然孫中山也有不妥協或者妥協不夠的時候，但僅從這件事來看孫中山，可以說他具有現代民主政治家應有的善於妥協的可貴品格的。毛澤東1957年3月18日在濟南黨員幹部會議上講話中批評一些領導幹部爭權、爭地位，他說：“有一齣戲，叫《林沖夜奔》，唱詞裡說：‘男兒有淚不輕彈，只因未到傷心處。’我們現在有些同志，他們也是男兒（也許還有女兒），他們是男兒有淚不輕彈，只因未到評級時。”對此毛澤東說，“世界上是有許多不公道的事情，那個級可能評得不對，那也無須鬧，無關大局，只要有飯吃就行。”（《毛澤東選集》第五卷《堅持艱苦奮斗，密切聯繫群眾》，人民出版社1977年４月第１版，第419-422頁）這50年代發生的情況，到了改革開放時代，為了爭奪位子雇兇殺人的惡性案件也都時有耳聞。在面臨權力競爭的時候，尊重民主政治生活的規則，不在意個人的得失，這從個人修養來看是一種廣闊胸懷和崇高境界，從民主政治制度建設來看，則應當成為普遍的體制機制。只有像孫中山這樣把國家和民族利益擺在首位、充分尊重合理正當的政治制度安排和遊戲規則而善於妥協，人們才能把民主制度真正建立並逐步鞏固起來，從而成為國家統一和穩定的保障。孫中山晚年到北京，試圖以放棄地盤來實現和平統一，可惜由於他過早逝世，這一重大政治妥協未能完成，如果能夠完成，中國現代歷史就要改寫了。
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是實現國家統一方式變革的重要步驟和良好機遇
現階段兩岸的分治狀態表明，中國傳統的權力更替方式還沒有最終退出歷史舞台，也表明了中國社會政治制度轉型的艱難和滯緩。當然，大陸領導人從1979年就開始宣導“和平統一”，在1981年首次提出了“一國兩制”的妥協構想。2008年，在中國共產黨和中國國民黨共同努力下，“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格局形成，兩岸關係步入良性發展的新階段。這一事實表明，最終以和平同時也是民主的方式實現國家統一，前景令人樂觀。鄧小平提出“和平統一、一國兩制”，以胡錦濤為總書記的中共中央進一步提出“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政策，以此排除台海戰爭的可能性，避免了可能發生的國家統一戰爭對中國現代化建設的干擾和阻礙，也為最終以和平民主方式解決國家統一問題創造了條件。事實上，在“九二共識”基礎上實現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是“一國兩制、和平統一”的一種創新實現形式：兩岸共同明確承認“一個中國”，就是在以內戰方式維持“一個中國”之後的一種特殊形式的主權“統一”。擱置爭議、維持現狀，在一個中國之下兩“制”之間和平相處，為中國大陸抓住世界和平機遇、加快現代化建設提供了支持和保障，這不僅對於加快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進程具有極為重要的戰略意義，也是從根本上彌補辛亥革命以後建立民主制度而缺乏經濟社會基礎的缺陷，為建立現代民主政治制度奠定基礎。
同時，“一國兩制”和“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理論政策確認了不同政治力量、不同體制平等的合法性和民主權利，從而消解了戰爭的必要性、承認了民主的必要性，它是對辛亥革命追求以和平民主解決國家統一問題傳統的繼承，是對中國傳統武力奪權政治模式的一場革命。大陸提出“一國兩制、和平統一”、“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就是尋求以和平的政治手段解決統一問題。事實上，雖然戰爭本質上也是一種政治運作手段，但戰爭以武力決定政治關係，是對人類作為理性和智慧生物的本質的踐踏，只有在和平協商的基礎上形成政治關係的調整和整合，才是人類文明發展的方向。大陸方面強調兩岸對等談判，這是在承認雙方平等民主權利的基礎上，積極尋求建立和平協商的民主制度。從“一國兩制”在香港和澳門的實踐來看，解決國家分裂分治問題不僅可以避免對現代化建設形成干擾，而且還可以把不同制度的存在化為中華民族實現偉大復興的有利條件，從而充分體現以和平民主方式實現國家統一的重大意義。
對於台灣同胞來說，“一國兩制”、“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理論政策也為台灣同胞參與中華民族復興大業提供了必要性和可能性。“一國兩制”、“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是大陸爭取加快發展的和平環境的需要，而對台灣同胞來說則是作為中華民族組成部分參與到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事業中的難得機遇和推動力。最重要的是，時代發展到了今天，台灣同胞和台灣政治人物已經沒有任何理由拒絕孫中山和辛亥革命前輩所要求的和平民主的國家統一方式了。
辛亥革命100年了，中國特色現代民主制度建設任務還沒有最終完成。兩岸分裂分治狀態的存在，不符合中華民族的根本利益。紀念辛亥革命，就應當繼承孫中山先生的遺志，以孫中山振興中華理想和國家統一思想為紐帶，推動海內外所有愛國的中國人共同努力，為最終實現祖國的完全統一、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而努力奮鬥！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11年11月號，總第167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