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岸在政治制度、社會觀念和文化價值等諸多領域內的巨大差異落實到字面上時便通過屬於一方的專有辭彙表現出來，這一點在政治領域最為顯著。國務院、全國人大、最高人民法院分別指代大陸最高行政機構、立法機構和司法機構；台灣由於依據孫中山先生“五權體制”而分設“五院”（行政院、立法院、司法院、考試院和監察院）負責不同職能，考試院和監察院的設置更是頗具古風。在官員頭銜方面，大陸一般多用部長或主任，台灣方面是部長或主委，而“次長”（包含“政務次長”和“常務次長”，有時也簡稱為“政次”、“常次”）一職和“教長”（教育部長）、“經長”（經濟部長）的略稱則是台灣所獨有。最近，高雄發生地下管道氣爆事件，陳菊治下的市府救災不力和台灣地區領導人馬英九慰留辭意堅決的經濟部長張家祝成為媒體報道焦點，其中的市府（或縣府）和慰留也是台灣政治運作中的常用辭彙，而大陸人耳熟能詳的單位一詞也常讓台灣朋友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不知所云。
那麼，如何從更深層次理解兩岸之間的語詞表述差異？又是哪些因素造成如上分歧？
語言與政治之間的二元嵌套
人類語言的誕生源自相互之間交流的必要性，本質上是一種溝通工具，並無高低善惡之分。然而，辭彙作為語言表達的載體從發端、演變到最終定型則無不受到來自外在政治環境的影響，而後者借助現代傳媒技術和本身所具有的強大勢能一定程度上已經具備創造符合特定需要新詞匯的功能，這也導致語言的泛政治化和泛功能化，淪為政治社會標榜自我時的“燙金”，美感頓失。
20世紀英國著名作家喬治·奧威爾（George Orwell）在《政治與語言》一文中就曾痛陳英國政治敗壞而對語言所產生的“污染”。“某一種語言的退化最終來說必然有政治和經濟上的原因，不會僅僅是這個或那個作家的影像”。回到本文主題，不論大陸或台灣，漢語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從官方公告、報紙社論直到日常生活用語都受到清一色公式套話——也就是《1984》中所說“Newspeak”的統治，不僅輿論一律，而且文風和語調也一律，幾達令人生厭的地步。
以台灣為例，由於長期遭受日本殖民統治，且在1937年全面侵華後，為配合大陸作戰，時任總督、海軍大將小林躋造在台灣推行“戰時體制”，提出“工業化、皇民化和南進基地化”這3大目標，其中的皇民化教育最為著力，而主要途徑便是徹底的“國語教育運動”，將日語樹為全體台灣人的國語，從語言入手消弭台灣民眾的民族意識和反抗精神，培育忠君愛國思想。及至1941年，能夠理解日語者已佔全部總人口的57%，日語在當時成為台灣的“國語”。語言“日本化”的後果不僅使老一輩台灣本省人多能使用日語，而且思維和傾向也極度“日本化”（李登輝即是典例），即使戰後也很難真正形成以中國為核心的國族認同，而吸收大量日語辭彙的所謂“日制漢語”直至今日在台灣民眾日常表達當中仍佔據相當比例。如“便當（弁當）”、歐巴桑（おばさん）、秀逗（ショート）、暴走、達人、少子化、人氣、歐吉桑（老先生之意）、榻榻米……。
1945年台灣光復，1946年成立“台灣省推行國語委員會”，學校禁用日語、取締日語書籍，國語教育在島內全面鋪開。數年後，國民黨政府敗退來台，兩岸進入緊張對峙狀態，保留大陸時期用語和中國古代用語成為延續其“法統”的重要保障和依憑，也因此，國中、國小、國術、國文、九年國民教育、關防（大陸稱公章）、書肆、布肆、教席、利市、郵差、跑街等“舊詞”在台灣一直被廣泛使用。反觀大陸，1949年後的30年可謂是一個語言“萬花筒”，各種新詞“你方唱罷我登場”，而濃厚意識形態色彩和階級鬥爭烙印則是貫穿其間的主軸，對於舊詞的陌生乃至廢棄使用也成為大時代下勢所必至的文化現象。同時，台灣隨著解嚴後政治環境的寬鬆和本土化意識抬頭，大量閩南語詞匯也流行開來，尤其是在選舉造勢和表達訴求時，嗆聲（音同蝦）、凍蒜（當選的閩南語發音）即是其中出鏡頻率最高的兩個辭彙。
自2005年時任國民黨主席連戰先生率團訪問大陸以來，兩岸交流已今非昔比，雙方人員往來也日益密切，從北京到台北早就不再是遙不可及。在此情形下，兩岸語詞差異所體現的不僅不是相互對立，反倒更是漢語魅力和中華文化海納百川的反映，而雙方在交流過程中借用並進而採納對方的一些常用語也如杜甫詩句“潤物細無聲”般成為常態，主流電視台新聞節目主持人由播音員到主播的名銜變更就是明證。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14年11月號，總第203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