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8日:“色欲不惟鑠精，而且傷腦，客氣亦由此而起。”
3月30日:“邪念時起，狂態如故，客氣亦盛，奈何奈何！”
4月17日:“晚，游思又起，幸未若何！”
6月27日:“色念未絕，被累尚不足乎？”
7月2日:“抵沈家門，積善堂招待者引餘等入私娼之家，其污穢不可耐，即回慈北船中栖宿。”
當年7月3日，蔣介石遇見舊友陳峻民，暢談往事，蔣自覺“舊行為人所鄙”，因而談話中常現慚愧之色。這以後，蔣又下了決心，日記中多有自我批判、自我警戒的記錄。8月7日日記雲:“世間最下流而耻垢者，惟好色一事。如何能打破此關，則茫茫塵海中，無若我之高尚人格者，尚何為衆所鄙之虞！” 可見，蔣有保持“高尚人格”的念頭，因此“為衆所鄙”始終是蔣介石心頭的夢魘，迫使他不得不有所檢點。8月9日日記雲:“吾人為狎邪行，是自入火坑也，焉得不燔死！”23日日記雲:“午後，神倦假眠，又動邪念。身子虛弱如此，尚不自愛自重乎！”
當時，“吃花酒”是官場、社交場普遍存在的一種惡習，其性質類似於今人所謂“三陪”中的“陪酒”。9月6日，蔣介石“隨友涉足花叢”，遇見舊時相識，遭到冷眼，自感無趣，在日記中提醒自己交朋友要謹慎，否則就會被引入歧途，重蹈覆轍。11月6日蔣介石寄住香港大東旅社，晚，再次參加“花酌”，感到非常“無謂”。這些地方，反映出蔣介石思想性格中的上進一面。
1921年全年，蔣介石繼續處於“天理”與“人欲”的交戰中，其日記有如下記載:
1月18日:“我之好名貪色，以一澹字藥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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