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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8年6月14日，宋慶齡發起保衛中國同盟。保衛中國同盟中央委員會成員合影。左起：愛潑斯坦、鄧文釗、廖夢醒、宋慶齡、希爾達-沙爾文-克拉克、法朗士、廖承志(資料圖片：www.1n0.net) |
在宋慶齡壯麗的一生中，結識過許多中外友人，而其中最親密的摯友，又十分特殊的同志，被宋慶齡稱為“我最信任的朋友和同志”的則是著名記者愛潑斯坦。在四十多年的風雨歲月中，是他成為宋慶齡開展對外傳播和架設中外友誼橋梁的得力助手，是他成為宋慶齡惟一選擇的傳記作者。據不完全統計，宋慶齡生前給友人的800多封信件中，寫給愛潑斯坦的就有200多封，足以證明其友誼之深厚。
宋慶齡晚年在給愛潑斯坦的一封信中回顧保衛中國同盟歷史時談到他們的友誼：“當我讀這篇講話稿的時候，往事如潮，湧上心頭。我的心回到了我們在廣州第一次見面時的情景。那時你是合衆社派出的記者，專門報道中國事務。我為你對中國的友誼深深感動。當你同意我的請求到香港來參加我們的工作時，我是多麼高興。你做了真誠的努力，你的大筆為我們贏得了對我們的工作以及對人民事業的援助和理解。”這封信言簡意賅而深情地表述了他們多年的友誼與合作的基礎。
(一)
那是1938年烽火漫天的歲月，中華民族處在危急關頭，日本侵略戰火逼近廣州，不時進行空襲。十月中旬的一天晚上，為了保衛廣州，各界民衆10萬多人舉行了聲勢浩大的愛國大游行。人們冒著被空襲的危險，高擎火炬和旗幟，群情激昂地從太平路向永漢路前進。此時一位年輕的外國記者——愛潑斯坦，隨著戰局的變化，從武漢到廣州，他在街頭被中國人民的愛國熱情所感染。在夜幕下，突然在火炬的照映中，他驚奇地發現游行隊伍的前列有一位端莊秀麗的婦女，她也揮舞著小旗與民衆一起前進。他定睛一看，不錯，她就是人們敬仰的孫中山夫人宋慶齡。他激動地擠過去問候她。這次難忘的際會開啓了他們近半個世紀的友誼。
此前，他們雖未謀面，但共同的理想，已使他們心儀神往。宋慶齡在上海期間，為繼承孫中山的遺志，為民主和民族的獨立解放鬥爭時，從一些進步的英文報刊如《民主》上讀過并注意到這位年輕記者的文章。而作為記者的愛潑斯坦從對中國的時局變化的了解中已很敬仰這位政治家，據愛潑斯坦回憶：“我第一次看到宋慶齡的形象是在1925年，報紙上登了一張她和孫中山到達天津的照片，我逐漸領會到從照相機的鏡頭所顯示出來的宋慶齡的魅力，是精神的美和力量的結合。”爾後他時常看到有關宋慶齡的報道，而且“我當時在天津的英文日報工作的時候，我們常收到一些簽有她的名字的聲明和呼籲書”，從這些激動人心的文稿中，他“了解到她所具有的獨特風格：不僅說理雄辯，感情強烈，而且直截了當，切中問題要害。”
如今相逢廣州開始了兩人近半個世紀的合作。愛潑斯坦說：“在那些日子裡，宋慶齡邀請我和另外一些人參加保衛中國同盟廣州分會的工作，從而開始我同這個組織及其後繼者中國福利基金會和中國福利會延續了半個世紀的關系。”
當時宋慶齡已從上海轉移到香港，在1938年開始籌劃保衛中國同盟，爭取國際社會對中國抗戰的援助。此次她到廣州籌建分會。她很高興在廣州見到愛潑斯坦并邀請他參加此項工作。但不久廣州淪陷，分會停止活動。愛潑斯坦轉到香港正式參加宋慶齡主持的保衛中國同盟，成為中央委員，主要負責籌辦保盟機關報——《新聞通訊》，開展國際宣傳。這項工作在保盟總部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宋慶齡說：“保衛中國同盟不但在為中國的鬥爭，爭取國際同情，為前綫與敵後的戰士爭取援助方面負起責任，并感覺到應該承擔起向全世界傳播中國的真實情況的職責。”這也是為了突破國民黨的新聞封鎖，揭露國民黨消極抗日，向外界介紹中國人民堅持抗戰的真相。為此宋慶齡在創辦《新聞通訊》時物色了兩個支持中國正義事業，又有經驗的外國記者——貝特蘭和愛潑斯坦。
從此愛潑斯坦在香港雖然也兼職一些報刊的工作，但以主要的精力和心血投入保盟《新聞通訊》及小册子的編輯工作。他說：這段時間，“我經常——有時每天——看到她，同她一道工作。”
《新聞通訊》創刊於1938年後期，開始是一份油印的簡報，1939年4月在香港改為印刷發行，到香港淪陷前的1941年11月停刊，先後出版了36期。關於刊物的宗旨和內容，宋慶齡曾回憶說：“我們運用各種方式，通過中英兩種語言，說明了哪些地方真正進行著對敵鬥爭；我們刊登了描繪中國人民在戰場上和在自力更生的生產運動中英勇戰鬥的生動報道；此外，我們還揭露了那些貪污腐敗背信棄義的人們，他們在政治上和軍事上進行種種罪惡活動來破壞這一場光輝的事業。”
愛潑斯坦正是按宋慶齡的指導辦出刊物的特色，形成真實報道的傳統，大力宣傳中國人民的抗戰業績及保盟精神和活動。他在刊物上，以顯著地位刊出宋慶齡的重要文章和評論，為雜志定下基調，如“幫助中國人民，使他們能够幫助自己——并幫助你們”，把保衛中國同盟爭取援助的工作提高到國際主義的高度，成為共同維護人類進步與和平的光榮事業。他善於組織國際友人撰稿，以其在中國各地前方及敵後親眼目睹的經歷，寫出具體生動的報道文章，非常有說服力。特別是刊物上開辟的“戰地報告”專欄，刊登有許多這樣的好文章，如馬海德大夫寫的對諾爾曼·白求恩的回憶等。正如愛潑斯坦說的：這些文章“它并不是用一般的言詞來要求人們給予支持而是用那些在戰地做實際工作的人們寫的報告，使讀者猶如身臨其境，感到那些取得的成功，存在的問題，那種有創造性的戰勝危險和困難的情景都是他們自己經歷的事。”因而中國人民的正義鬥爭令人信服地取得國際輿論的同情與支持。
在編輯工作的同時，愛潑斯坦還深入內地采訪，此事也得到宋慶齡的支持，如她在1940年5月31日曾寫信介紹愛潑斯坦到重慶等地采訪。1940年6月刊登的《突破封鎖進入中國》等就是他歷盡艱辛到抗戰前綫與後方所采寫的報道。
1941年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在香港淪陷前夕，保衛中國同盟被迫停止在香港的活動，宋慶齡乘最後一班飛機撤出香港到重慶。愛潑斯坦和邱茉莉來不及撤走，被日本人關進赤柱集中營，最後才輾轉逃到桂林。戰亂中雖經短暫分散，但命運又使他們重逢在重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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