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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席維也納世界人民和平大會的中國代表團團長宋慶齡歸來，受到熱烈歡迎。 |
1924年最後一天曾在北京車站歡迎過孫中山和宋慶齡的那個法政大學的學生，1927年9月6日，又一次站在了歡迎宋慶齡的隊列中。這次歡迎的地點是在莫斯科的雅羅斯拉夫斯基車站，宋慶齡的身份是孫中山的遺孀、中國大革命失敗後的流亡者，陪同她流亡的是陳友仁等。
這個學生叫盛岳，此時就讀於莫斯科中山大學——1925年在孫中山去世後不久創建的一所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學校，專門招收中國學生，為中國革命培養人才。
盛岳回憶在莫斯科再次看到宋慶齡的情景:
……隨後她下車，沿著月台步行出站，我們人群向她熱烈歡呼，高喊口號。她報以滿臉堆笑，盡管不難看出，她是在強作笑容。……在她抵達莫斯科的這天，她臉上微微露出的憂傷神情，比兩年前孫博士逝世後更甚，這無疑是她在失去她和她丈夫為之操勞的中國革命後的一種反映。(《莫斯科中山大學和中國革命》,第154—155頁)
他說得不錯，親歷大革命潮起潮落的宋慶齡，恐怕比任何人更感到失望、悲憤與無奈。在這一年年初，宋慶齡曾是世界關注的一位中國重要人物。《時代》曾報道過宋慶齡，並刊登過她的照片:
她自己在班級本上則是這樣說的:“最大野心——當父親的秘書；最喜歡的表達——中國；習慣——收信；嗜好——讀報紙……”最讓人驚奇的是，這位相當嬌小、羞怯的宋慶齡，後來不是熱衷於收到來信和讀報，而是轉向別處。她的緊張、軟弱的性格(或許實際上她從未如此)卻使她愛上了一位有著高尚靈魂的愛國主義的政治家、後來的“中華民國之父”孫逸仙博士。正是以他的名義，年輕的國民政府最近已經攻占了南方的半個中國。對國民黨人來說，嬌小的孫夫人足以繼承他們偉大的已故領袖的英名。今天，她住在新的國民政府首都武昌，坐一輛道奇轎車，她是民族主義這一偉大運動活的象征。(《時代》，1927年2月21日)
然而，被視為“象征”的宋慶齡，很快陷入了政治困境中。蔣介石在公開鎮壓共產黨人之後，切斷了漢口的財政來源，封鎖了在上海和漢口之間運輸糧食的長江航道。宋慶齡從5月起，就一天天面對現實的混亂，無力回天。恐慌的人們衝向宋慶齡在漢口居住的銀行大樓，紛紛要將紙幣兌換成銀元。一位接近宋慶齡的外國記者寫過:
銀行大門緊閉。一天又一天，饑餓者、窮人擁擠到那裡，他們嚎叫著要換銀元銅幣，他們用身子撞銅門。在樓上，孫夫人從絲綢窗簾後面往下看著他們，她用棉花塞上耳朵，以免聽見從她的下面呼嘯而上的憤怒喊聲。(轉引自《走進中國》，第47頁)
漢口潮落了。在孫中山彌留之際守護在他身邊的一群人中，只有宋慶齡和陳友仁仍持同一立場，堅持奉行孫中山確定的“三大政策”。汪精衛、孫科、宋子文則都傾向了蔣介石，寧、漢兩個國民政府最終合二為一。蔣介石的親筆信未能挽留住她，弟弟宋子文專程來漢勸說也沒有讓她回頭，她義無返顧地踏上流亡蘇聯之路。她失敗了，但把唯一的希望寄托在曾經支持過她丈夫和民族主義運動的蘇聯政府和斯大林身上，或許可以在那塊土地上成立一個國民黨左派的流亡政府。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