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宋慶齡和外賓在天安門上。 |
《走進中國》一書這樣寫到此時的莫斯科:
這是布爾什維克篝火在斯大林恐怖寒夜降臨之時的最後一次猛烈的燃燒。在斯大林造成的一場失敗的革命中幸免於難的瑞娜、希恩和中國流亡者，親眼看到了一位偉大人物的消亡。有傳言說托洛茨基已經被捕；瑞娜在希恩到來的那天，曾看到托洛茨基在靠近戲劇廣場的一個窗戶前，試圖向人群發表演講，但聽到他的聲音被淹沒下去。傳言在這座歡慶城市的一片混亂中蔓延:加米涅夫被流放，托洛茨基被捕，越飛因自我矛盾而開槍自殺(真的)，共產國際重組，蘇維埃議會休會。
在這種氣氛中流亡的宋慶齡，幾個月後，才受到斯大林的接見，時間大約在1927年12月或1928年春。這裡取《宋慶齡年譜長編》的說法，為1927年12月:
與陳友仁到克裡姆林宮與斯大林會見。
……斯大林則表示，希望宋慶齡等能早日回國，繼續領導中國革命。至於共產國際和蘇聯政府如何繼續支援中國革命的問題，只說有待具體研究，今後會派信使去中國聯系。談話達一個半小時。
這種敷衍搪塞的話，使宋等感到迷惘和失望，并決心離開蘇聯。宋晚年給愛潑斯坦的信中說:“當我認識到斯大林不想繼續幫助我們而聽任蔣介石得逞時，我就不再在莫斯科多呆了。我請母親給我寄一點錢來，然後就到歐洲去。”
流亡者徹底失望了。宋慶齡離開了莫斯科，離開了蘇聯，前往德國，開始了在歐洲的新的流亡。
從此，宋慶齡也開始在中國政治中扮演另外一種與過去完全不同的角色。她的美麗依舊，她的偉大依舊，但已不再是革命的中心。或許可以這麼說，她和以她的丈夫命名的事業，成為了過去。更大程度上，她成了政治良心、道德力量、民間聲音的象征，在不同時期按照她個人的方式發揮歷史作用。在20世紀的中國女性中，她的名字與人格，永遠是美麗的化身。（摘自《封面中國》；來源：環球網）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