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坐下來正準備吃飯，忽然闖進來一幫前來搜查共黨的團丁。團丁大隊長猜測毛澤東是共黨分子，便將毛澤東以“共黨嫌疑犯”的罪名逮捕了。毛澤東同其他“共黨嫌疑犯”一道，被團丁們押往離此地不遠的團防局。
負責押送毛澤東的兩個團丁看他態度溫和，沒有捆他。後來，毛澤東開始和團丁嘮近乎，問家在哪裡？家中還有何人？在與兩團丁談得相當投機時，團丁也放鬆了警惕，毛澤東趁機塞給兩個團丁幾塊大洋。在離團防局大院約200米的山林旁，毛澤東瞅准了有利地形，拔腿就跑。毛澤東鑽進了山林，如泥牛入海無影無蹤了。而兩個受賄賂的團丁只喊叫，並不去追：
在美國作家埃德加．斯諾1936年完成的《西行漫記》中，記載了毛澤東這次被捕而又逃脫的經歷。現摘編如下：
“我（毛澤東）被派到長沙去組織後來被稱為‘秋收起義’的運動。
……
“（1927年）九月間，我們通過湖南的農會已經成功地組織了一次廣泛的起義…… 當我正在組織軍隊，奔走於漢陽礦工和農民赤衛隊之間的時候，我被一些同國民黨勾結的民團抓住了。那時候，國民黨的恐怖達到頂點，好幾百共產黨嫌疑分子被槍殺。那些民團奉命把我押到民團總部去處死。但是我從一個同志那裡借了幾十塊錢，打算賄賂押送的人釋放我。普通的士兵都是雇傭兵，我遭到槍決，於他們並沒有特別的好處，他們同意釋放我，可是負責的隊長不允許。於是我決定逃跑。但是直到離民團總部大約二百碼的地方，我才得到了機會。我在那地方掙脫出來，跑到田野裡去。
“我跑到一個高地，下面是一個水塘，周圍長了很高的草，我在那裡躲到太陽落山。士兵追捕我，還強迫一些農民幫助他們搜尋。有好多次他們走得很近，有一兩次我幾乎可以碰到他們。雖然有五、六次我已經放棄希望，覺得我一定會再被抓到，可是我還是沒有被發現。最後，天黑了，他們放棄了搜尋。我馬上翻山越嶺，連夜趕路。我沒有鞋，我的腳損傷得很厲害。路上我遇到一個農民，他同我交了朋友，給我地方住，又領我到了下一鄉。我身邊有七塊錢，買了一雙鞋，一把傘和一些吃的。當我最後安全地走到農民赤衛隊那裡的時候，我的口袋裡只剩下兩個銅板了。”
毛澤東在1934年曾被捕？
毛澤東1927年的被捕被視作他一生中惟一的一次被捕，不過，在陳鴻年、吳越合著的長篇紀實回憶錄《九死還魂草》、吳越著《我的爸爸是冤鬼》裡卻記載，毛澤東在第五次反圍剿之後，曾經被圍剿部隊的軍長樊崧甫的手下所捕。
吳越的父親吳山五十年代是上海市司法局第一法律顧問處民事組組長，當時兼任樊崧甫的私人秘書。
據《我的爸爸是冤鬼》記載，樊崧甫是國民黨高級將領之一，因他指揮作戰時總是騎著一匹白馬，因此也稱“白馬將軍”。1933年蔣介石發動對閩贛蘇區的第五次“圍剿”，他是主力部隊的軍長。1934年蘇區反“圍剿”失敗，全軍撤退，開始了“兩萬五千裡長征”，他又奉命追剿堵截。
就在這一時期，毛澤東不慎被捕，被押解到樊崧甫的面前。毛澤東否認自己的身份，但他是蘇維埃政府主席，樊崧甫手上有他的資料和照片，形象鮮明，僅憑他一句話，是否認不了的。不過樊崧甫比宋希濂聰明，宋希濂抓到瞿秋白以後，立刻打電報通知了蔣介石，以致後來宋希濂和瞿秋白的關係相處得很好了，想給瞿秋白開脫些許都不可能，蔣介石下令處決，他不得不遵命執行，只能在行刑之前給一些感情上的“優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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