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崧甫抓到毛澤東以後，甚至在明確了毛澤東的真正身份以後，根本就沒跟蔣介石提起過一個字，因此得到了處理毛澤東的“絕對自由”。第二，樊崧甫雖然是“國軍”的軍長，但他是“洪幫”中人，對“黨爭”的認識和興趣都不是很強，而對傳統的“義氣”和“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卻十分相信。因此，毛澤東能够通過游說打動他，讓樊崧甫拿他當老百姓發給路費放了。
這件事情，當然是絕對秘密的，除了樊崧甫和毛澤東本人之外，不可能有第三個人知道。
正因為樊崧甫與毛澤東之間有過這樣一筆默契的“交易”，1949年5月上海戰役之前，蔣介石電令樊崧甫去台灣，樊崧甫居然借故沒有遵令，為此蔣介石下令逮捕樊崧甫，關進了提籃橋監獄，直到上海解放，才被放了出來；而上海解放之後，對他這個當年圍剿過蘇區的戰犯，陳毅市長不但沒有把他抓起來，而是派專人先去保護他的住宅，後來專門把他請到市政府去談話，接著請他出任上海市政協委員、虹口區政協主委，還給他分配了許多社會工作，諸如抗美援朝委員會委員、愛國衛生委員會委員等等，在1951年的鎮反大逮捕中，他也得到了特殊的保護。
《我的爸爸是冤鬼》裡的這段對毛澤東被捕的記載沒有其他資料可以證實，不過，關於樊嵩甫的個人資料或可佐證這一說法。
據浙江通志記載：樊嵩甫（1894—1979），原名芝碧，字仲哲，號哲山，縉雲五雲鎮人。浙江省陸軍小學畢業，加入龍華會、同盟會。辛亥革命時，任浙軍敢死隊分隊長、滬軍機關槍隊隊長。“二次革命”中兩度入獄。1914年，入武昌陸軍預校，後入保定陸軍軍官學校第六期，畢業後歷任中尉旗官、連附、連長等職。1925年入陸軍大學第七期。1927年10月任第二十六軍第一師第一團團長。1930年1月任第六師第十七旅少將旅長，在馮閻聯合反蔣時，曾與吉鴻昌部作戰。1931年1月，任第六師參謀長，後任第八軍中將參謀長，參加第三次 “圍剿”中央革命根據地。1932年11月，任撫河方面“剿共”前敵總指揮部參謀長。1933年2月，任陸軍第七十九師師長，參加第四次“圍剿”。同年 10月，任北路軍第三縱隊指揮官兼第七十九師師長，參加第五次“圍剿”。1935年任“剿匪”第二路軍第一縱隊指揮官，追堵湘鄂川黔中國工農紅軍二、六軍團。1936年1月，任陸軍第四十六軍軍長。1938年，徐州會戰中在狼子湖澇溝線與日軍阪垣師團作戰三晝夜。同年9月任第十二軍團軍團長。1939年2 月，任湘鄂贛邊區游擊總指揮。1940年1月，任第三十四集團軍副總司令。1944年秋，任國民政府軍委會第五軍風紀巡察團主任。1947年1月退役，客居上海，因參與反內戰活動，1949年5月14日被國民黨特務機關逮捕。上海解放後獲釋，任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上海市委常委、上海市政協委員、上海市參事室參事等職。
駁“毛澤東曾在第五次圍剿中被捕”
最近不少網站都在轉貼一則“毛澤東曾被捕”的奇文。 該文摘自吳越《我的爸爸是冤鬼》一書，在陳鴻年與吳越合著的《九死還魂草》一書中，也對此作了佐證。
毛澤東在其革命生涯中，的確曾被敵人抓捕過，在斯諾的《西行漫記》一書中，就記錄了毛澤東口述他被捕和逃脫的經過。除此之外，毛澤東再沒有被敵人抓捕過。據《我的爸爸是冤鬼》中稱，一九三四年在蔣介石發動的笫五次對江西蘇區圍剿中，毛澤東不慎被捕，被押解到樊崧甫處，但樊卻向蔣隱瞞了此事，拿毛澤東作老百姓發給路費放了。兩書中都沒有對此事有較為詳細的交待，具體的時間、地點及經過都沒有。
樊崧甫，據淅江通志載，為縉雲五雲鎮人，原名芝碧，字仲哲，號哲山，淅江省陸軍小學畢業。曾參加蔣介石發動的對江西蘇區的笫三、四、五次圍剿。在笫五次圍剿時任北路軍笫三縱隊指揮官兼笫七十九師師長。紅軍長征後，一九三五年任“剿匪”笫二路軍第一縱隊指揮官，追堵湘鄂川黔中國工農紅軍二、六軍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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