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三路線”時期表現突出
毫無疑問，王明上台具有明顯的共產國際的背景，而這種國際背景作用的凸顯，與李立三冒險錯誤的出現與克服的歷史緊密地聯繫在一起。
1930年6月開始的李立三的“左”傾冒險錯誤，嚴重地損害了中國革命，同時嚴重地冒犯了共產國際。李立三違抗共產國際的領導，挑戰共產國際的權威，主張挑起國際戰爭並把蘇聯卷入戰爭。這引起共產國際對李立三的極大不滿，提升了李立三錯誤的性質，說“立三同志的路線，就是反國際的政治路線”，“立三路線 ”的實質是“反馬克思主義的、反列寧主義的”，“立三同志，用自己的路線去和國際執委的政治路線互相對立”。
瞿秋白、周恩來銜命回國糾正李立三的錯誤，但他們根據7月23日共產國際執委會政治書記處會議通過的《關於中國問題議決案》，對李立三錯誤的定性和處理都比較平和，仍保留了李立三的中央委員和政治局委員，並三次“請求共產國際執委會允許李立三同志不去莫斯科”，這同樣引起共產國際執委會的不滿。
12月12日至15日，在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團召開的擴大會議上，“所有負責同志和代表都嚴厲批評了李（立三）的錯誤和（中共中央）三中全會”。於是，決定改組中共中央。12月18日，共產國際執委會政治書記處政治委員會致電共產國際遠東局，指示召開中央六屆四中全會，其中一項重要任務就是“修改和批判三中全會的決議，制止斯特拉霍夫（指瞿秋白）的兩面派行為和消除宗派主義”，“應該取消三中全會進行的把李立三的支持者拉進中央的補選，鑒於斯特拉霍夫的調和主義和兩面派行為，應該把他趕出政治局”，“用新的力量補充中央委員會”。
這種對中共六屆三中全會前後的原有主要領導人的否定，為王明上台提供了客觀條件。而王明之所以被看做“補充中央委員會”的“新的力量”，主要因為他在“立三路線”時期的表現。這個時期，王明有一系列給米夫的告狀信，把他與向忠發、李立三等中共中央領導人的分歧、矛盾和互相之間的衝突，他對共產國際的忠誠，告訴給了共產國際領導人，使其在共產國際加分很多。所謂王明的國際背景由此建立，其原與米夫的密切關係的作用因此凸顯出來。
給米夫寫信，狀告李立三
許多論著都認為王明與向忠發、李立三等的公開衝突，是在7月9日討論貫徹6月11日中共中央決議的政治討論會上，但實際比這要早。
1930年6月26日，王明在給米夫的信中，訴說了他的遭遇：我今天收到一張奇怪的條子，其中說（我逐字逐句照抄如下）：在你的幾次發言時老板（向忠發或李立三——引者注）指出了你嚴重的政治錯誤和組織錯誤，要求不僅作出口頭聲明，而且作出書面聲明，但你既沒有以口頭形式也沒有以書面形式明確而肯定地承認你在政治上是右傾分子，組織上是派別活動分子。這意味著你對老板批評的錯誤承認得很不誠懇，相反，你以手法掩蓋自己的錯誤。老板近來收到報告說，你給巴黎（莫斯科——引者注）寫了信，其中說老板在政治上和理論上都不行，通知馬克鬆、博格涅爾、康穆鬆（分別為何子述、秦邦憲、王稼祥——引者注）不久回國。這非常清楚地證明了你的派別活動。老板為了更清楚地了解事實的內容，要求你在三天內就此問題作出解釋。非常重要！
王明在信中接著寫道：“現在我和所謂的派別（馬克鬆、博格涅爾、康穆鬆）時時刻刻都有被永遠趕出公司的危險！當然我是首當其衝，因為我在許多問題上不同意老板的看法已非今日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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