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視為“反立三路線英雄”
王明的這些告狀信，給人造成這樣的印象：一是他具有很強的政治判斷力，在中共中央領導出現錯誤、情勢混亂的情況下能够把握政治方向；二是表現了他對共產國際的忠誠，尊重國際、信任國際、保衛國際；三是表現了他敢於與違反共產國際決議的現象進行堅決鬥爭的精神。
應該說，王明的告狀加強了其在共產國際領導人心目中的分量，被視為“反立三路線英雄”，使共產國際產生了重用王明的決定。1930年12月3日，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政治書記處政治委員會決定：“責成遠東局關照一下，使現在離開這裡前往中國的兩位同志（指張國燾和蔡和森）和已在中國的（國際）列寧學校以前的學員能够真正參加黨的工作。”
12月12日至15日，在共產國際執委主席團擴大會上，共產國際領導人的發言，更清楚地透露了重用王明的意向。庫秋莫夫說：現在我還有一封信，是中國一個同志寄來的，他在這裡很久，是從這裡派到中國去工作的。他為著國際路線而鬥爭，卻被稱為“取消派”，反革命的奸細，因此留黨察看3個月到6個月。這裡的同志起來說話防止黨去犯錯誤，卻對他實行摧殘——這是不能容許的事情。
皮亞特尼茨基說：在蘇聯有許多學校，有好幾百中國同志在那裡學習，他們之中有很好的同志知道列寧主義布爾什維克的理論和實際。他們回去了，但是不能够做到領導工作，現在明白了，因為有一種小團體利益妨礙他們加入領導機關。費了很多力量和錢才能够把他們派回中國去。然而瞿秋白或者李立三不要他們做黨的工作，我以為這是無論如何也不能够允許的。
12月18日，共產國際執委會政治書記處政治委員會又指示共產國際遠東局：否定三中全會後的中央，“用新的力量補充中央委員會，達到新老幹部團結並堅決消除他們之間發生衝突的可能性”。正是根據共產國際重用王明的決策，經過米夫的貫徹，在中共六屆四中全會把王明突擊提拔到了中共中央。
長駐共產國際達6年之久
1931年4月，中共中央負責情報保衛工作的顧順章被捕叛變；6月，中共中央總書記向忠發被捕叛變。這樣，中共在上海進行地下工作的體系遭受嚴重破壞，周恩來、王明等被國民黨懸賞捉拿，形勢險惡，於是共產國際指示王明去莫斯科。
11月7日，王明抵達莫斯科。11月10日，時任共產國際東方地區書記處副主任的米夫，建議王明擔任中共中央駐共產國際代表。但13日，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政治書記處政治委員會則決定，“暫時任命王明同志為（共產國際執委會）政治書記處成員”。從職位和權限看，共產國際執委會政治書記處成員與中共中央駐共產國際代表是有區別的，但兩者之間區別又不大。至於王明就任共產國際執委會政治書記處成員，是否就是一般著述中所稱的中共中央駐共產國際代表（一說代表團團長），或者後來什麼時間又被任命為中共中央駐共產國際代表，這有待考察。
應該指出的是，此時無論共產國際還是中共中央，都沒有打算讓王明長期呆在莫斯科。11月13日，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政治書記處政治委員會任命王明時用了“暫時”一詞，並說這個任命“最終決定必須征詢中共中央的意見”（尚未查到中共中央的答復）。
1932年3月4日，中共中央致電共產國際執委會：“我們希望，伊萬諾夫（王明——引者注）立即回來擔任領導工作。”1932年10月3日，共產國際執委會東方書記處明確告訴中共中央，“王明很快返回”。12月21日又說，“中共中央五中全會只應在王明到來後召開，他應是這次全會上的主要報告人之一”。 1933年7月27日，共產國際執委會政治書記處政治委員會“同意中共中央關於王明同志回國的建議”。可見，最初並無王明長駐莫斯科的安排，只是後來王明沒有成行，長駐了共產國際。
從1931年11月到1937年11月，王明在共產國際整整呆了6年。總體上說，王明在共產國際的工作得到了共產國際執委會的肯定，也增進了共產國際對他的信任。如1935年蘇聯黨出版社出版的《第七次代表大會前的共產國際》中稱：“中國共產黨終於鏟除了李立三路線，在炮火連天的嚴酷鬥爭中，在極其秘密的地下環境中，當時已經造就和鍛煉出一批以陳、秦、王、沈、何等同志為首的堅強而又正確的共產黨幹部，當黨的中央機關刊物出現李立三的綱領性文章時，他們就起來同反共產國際的、非布爾什維克的李立三觀點展開了鬥爭。”這充分說明了共產國際對王明等的信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