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4月24日，美國當地時間中午12時10分，正在美國訪問的蔣經國在嚴密護送下抵達紐約廣場大酒店，在這裡等著他的是遠東美國協會的一場午宴和酒店外幾十個舉著橫幅的台獨分子——對這類稀稀拉拉的抗議，見慣了世面的蔣經國早不以為意。
當他在護衛人員簇擁下走近酒店正門時，突然一人從側邊的大理石柱後閃出，朝蔣經國一行大扔傳單。此人剛被制止，人群中又衝出一風衣男子，在蔣經國身後不足10米處拔出手槍，大叫“為台灣人報血債冤仇！”緊挨刺客的美國警察閃電般托起其手腕，子彈偏高射入墻壁，刺客未及開第二槍，就與同夥被一起制服。
開槍者被當地警方連打帶推地塞進汽車前，響亮地大呼一聲：“Let me stand like a man！”。風衣刺客是康奈爾大學社會學的博士生黃文雄。
平時靦腆溫和的黃文雄的突然爆發，雖然令過去熟悉他的人震驚，但黃文雄仇恨大陸人卻人人皆知。他的父親，一個老實巴交的公務員就在白色恐怖中入獄。出國留學後，黃迅速成為“台獨聯盟”成員。
蔣經國這頓難忘的午餐還未吃完，蜂擁而至的美國記者就請蔣經國發表遇襲感言，蔣經國神態從容鎮定：“這些懷有異見的人，他們如果有什麼不同意見，可以向我陳述，我一定接見。至於這兩個被逮捕的無知青年，我希望美國把他們釋放。”
美國人的法律成就了蔣經國的仁慈，兩個被捕者不久就分別以10萬美元和9萬美元被保釋。
第二天，接到美國總統尼克松和國務卿羅傑斯的歉意時，蔣經國表現得非常輕鬆：“昨天事情發生之當時，我並未受驚，事後我第一個關心的事則為有沒有人因我的來訪，而被這一‘意外事件’受到誤傷，在知道沒有人受到誤傷之後，我就如釋重負了。一天之後，如不是總統先生和國務卿先生提起，我幾乎都已忘了這一‘意外事件’了。”
不過，4．24槍擊事件的巨大刺激令蔣經國終身難忘，這是他平生最危險的遭遇。很長時間後，蔣經國還會對周圍的親隨自言自語地說：“台灣人為什麼要殺我？”
是啊，自國民黨政府遷台後，經過20年努力，台灣迅速從一個農業社會轉型為工業社會，人民生活水準隨著經濟發展有了巨大提高，而這一巨大成就並未伴隨劇烈的貧富分化。固然台灣本省人外省人有深刻心理裂痕，但在威權治下並未有明顯顯現，台灣人還有什麼不滿足的，竟然到了非要置他死地而後快的地步。
但凡獨裁者，哪怕開明如蔣經國，都很難聽到不同的聲音，正如張國榮在《紅色戀人》中的那句台詞：“他只能聽得見槍聲。”
4．24槍擊事件是台灣政治史上一個分水嶺。蔣經國聽懂了台灣本省人的聲音。
蔣經國自此沒有再離開過台灣一步。他開始迅速提拔和任用一批台灣本土的精英人士，台大教授兼“農復會”農業經濟組組長的李登輝此時進入蔣經國視野。
1972年，李登輝成了“行政院”政務委員，這是個一貫安排退居二線的老同志的位置，而李登輝只有一年黨齡。此後，黨內新同志李登輝成了蔣經國四處下鄉調研時必不可少的陪同。
1978年5月20日，蔣經國宣誓就職“總統”。20天後，李登輝就被任命為台北“市長”。3年後，李登輝又成為台灣“省長”。誰都看得出來，高大、風度翩翩的李登輝是蔣經國刻意栽培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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