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最早糾正“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錯誤的是毛澤東。自1958年底開始的糾“左”歷程中，毛澤東和劉少奇都承認犯了高指標、高征購，實行供給制，辦公共食堂，刮共產風，瞎指揮，未注意綜合平衡以及急於求成等錯誤。在具體調整的方針、政策上，都主張要制定實事求是的經濟計劃，大量地精簡城鎮人口，制定“農業六十條”、“工業七十條”以及各行各業制定自己的條例等，還有在農村適當地開放集市貿易，給社員留出適量的自留地，允許社員搞家庭副業，在政治上給被反右傾錯了的同志平反，清理錯誤的口號，中央要向人民作自我批評等等。
但是，當糾“左”的層面深入到需要揭示犯錯誤並導致經濟嚴重困難的深層原因時，需要對過去幾年工作的估量做整體的判斷以調整今後方向時，他們的分歧卻悄悄地產生了。
比如，關於犯錯誤的原因，劉少奇比較注重講“人禍”。1961年5月31日，劉少奇在中央工作會議上說：
“這幾年發生的問題，到底主要是由於天災呢，還是由於我們工作中間的缺點錯誤呢？湖南農民有一句話，他們說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我也問了幾個省委幹部。我問過陶魯笳同志，……他說，工作中的缺點錯誤是造成目前困難的主要原因。河北、山東、河南的同志也是這樣說的。其他一些省我沒有問。總起來，是不是可以這樣講：從全國範圍來講，有些地方，天災是主要原因，但這恐怕不是大多數；在大多數地方，我們工作中間的缺點錯誤是主要原因。”
“我們在執行總路線、組織人民公社、組織躍進的工作中間，有很多的缺點錯誤，甚至有嚴重的缺點錯誤。最近不僅農業減產，工業生產也落下來了。如果不是嚴重問題，為什麼會這樣減產？為什麼要後退？難道都是天老爺的關係？”
“我們現在是來總結經驗，好在我們現在能夠回頭，能夠總結經驗，能夠改過來，還不是路線錯誤。但是，如果現在我們還不回頭，還要堅持，那就不是路線錯誤也要走到路線錯誤上去。”
微妙的是，也是在這次會議上，毛澤東在談犯錯誤的原因時說：你違反了它（經濟規律），就一定要受懲罰，我們就是受了懲罰，最近三年受了大懲罰。“社會主義誰也沒幹過……蘇聯的經驗是蘇聯的經驗，他們碰了釘子是他們碰了釘子，我們自己還要碰。”可以看出，和劉少奇的講話相比，毛澤東更願意強調是因為缺乏經驗，是因為社會主義建設的規律還有待認識。細細揣摩兩者之間的差別，的確令人玩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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