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可以得出結論，毛澤東在七千人大會期間，確實對劉少奇產生了不滿。這個不滿主要表現在劉少奇“大講”缺點錯誤，講“人禍”，把過去幾年的工作講得“漆黑一團”，不積極維護“三面紅旗”，不和他保持一致，換句話說，毛澤東感覺劉少奇不但沒有積極維護他的領導，還有點“施壓”的味道。從這個意義上說來，毛劉之間在七千人大會的分歧雖然沒有公開，卻是比較深刻的。不過，此時的毛澤東雖然憋了一口氣，但因為他對“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的失誤確實有著不可推卸的重要責任，當時的國民經濟還在一片蕭條當中，有些問題還要靠實踐來檢驗，所以毛澤東的憋氣並沒有表現出來。而劉少奇呢，受大會民主氣氛的鼓舞，一種強烈的使命感和責任感，使他工作起來更加大膽、更加潑辣，思想也越來越解放，講話越來越尖銳。
七千人大會閉幕後，劉少奇在整理他的口頭報告時，情緒很激動地說：“大躍進”錯誤嚴重，這次總結經驗是第一次。以後每年要回過頭來總結一次。總結一次，修改一次，一直搞它10年，最後做到這個總結符合實際，真正接受經驗教訓，不再犯“大躍進”的錯誤為止。他還說，歷史上人相食，是要上書的，是要下“罪己詔”的。我當主席時，出了這種事情！劉少奇這些感受很深的話脫口而出，令當時在場的人十分震動。
不久，劉少奇在“西樓會議”上自喻是“非常時期大總統”，說：“國民經濟到了這種狀況，在國外總統就要宣布廢除憲法所賦予的權利。”劉少奇在這裡追究的是他自己的責任，但不少人都知道，最大的責任者是毛澤東。
1962年3月，劉少奇在要求公安部總結幾年來打死人命，傷害無辜群眾的教訓時，對公安部長謝富治等說：“活人不揭，死後下一代揭。”事後，他覺得不妥，堅決不同意公安部黨組印發他的這番講話，因為他覺得“將來會出毛病的”。這些話都觸及了毛澤東的敏感之處。毛澤東聽了會是怎樣的感受？至少，憋氣是肯定的。
還有，劉少奇在“西樓會議”上，批評七千人大會“對困難情況透底不夠，有問題不願揭，怕說漆黑一團！”他針對七千人大會對形勢的判斷提出，最困難的時期還沒有過去，現在是“非常時期”，此後，劉少奇在中央工作會議上強調：“現在的主要危險還是對困難估計不夠”，“分明有困難，卻說沒有困難，這樣的人，不能算勇敢的人。”“對困難估計不夠，自己安慰自己，那不是馬克思主義者。”這年5月劉少奇主持下發的中央文件也說：“不願意承認困難，或者困難本來有十分只願意承認幾分，總怕把困難講夠了會使幹部和群眾喪失信心，以為回避困難，問題就容易解決，對於困難不是認真對待，而是掉以輕心，很明顯，這決不是真正的勇敢，決不是革命家的氣概，決不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應該有的態度。”
儘管劉少奇講的都是事實，或者可能講的嚴重了一些；儘管民主革命時期的毛澤東也強調要充分估計困難，反對盲目樂觀，在中共七大上他就曾一下子講過17條困難，但現在，毛澤東雖然也講困難，卻並不願意總是強調困難，他更願意把形勢估計得樂觀一些，在某種程度上，他恰恰是劉少奇所說的對困難估計不夠的代表者。照此說下去，毛澤東是不是連一個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也不夠資格了呢？毛澤東對劉少奇不滿的加劇，也有這種因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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