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裡有人要問，早在1960年底和1961年初，毛澤東就把工作中的錯誤稱作為“人禍”，劉少奇這樣講毛澤東怎麼會不高興呢？
問題是，毛澤東自1961年4月以後，幾乎沒有再用“人禍”的提法，也從未做出過幾分人禍幾分天災的判斷；此外，用一個指頭和九個指頭比喻缺點、錯誤與成績之間的關係，是毛澤東第一個提出來的，而且他經常講，尤其是在工作出現失誤遇到困難的時候。再者，毛澤東雖然在估量地方工作時，曾突破“一個和九個”的框框，但是並沒有對全國的工作做出三分缺點錯誤、七分成績的估量。因此劉少奇的這番話就顯得十分大膽，作為第二把手，他做出了毛澤東從未做出過的判斷，而這些敏感問題恰恰是毛澤東本人不願意多說的。還有一個重要的因素是，毛澤東幾次談到“人禍”，是在小範圍的內部談話時講的，而劉少奇卻是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向七千黨的領導幹部，也就等於向全黨提出這樣尖銳的問題，對工作做出了這樣的估量，毛澤東聽起來自然不那麼愉快了。所以在毛澤東看來，劉少奇是缺點錯誤講得過於嚴重了。1964年8月20日，毛澤東在北戴河同中共華北局第一書記李雪峰等談話時說：“七千人大會有綱，也有目，把一些缺點錯誤講得嚴重了一些，以後在4、5月更講得嚴重。”可見劉少奇的這一估量，給毛澤東留下的印象是十分深刻的。
還有敏感的“三面紅旗”問題。劉少奇在二十一人報告起草委員會上說“比較難說的三面紅旗問題”。難說在什麼地方？為什麼難說？劉少奇沒有講。“三面紅旗”作為過去幾年中國經濟建設的指導思想，造成三年嚴重經濟困難的後果是客觀存在的。一般說來，如果是個別錯誤，就要考慮具體政策是不是有問題；如果是全局性的錯誤，就要看指導思想是否正確。“大躍進”的失敗，明顯屬於全局性的錯誤，對“三面紅旗”為什麼還要堅持？甚至還要高舉？這個問題很複雜，既有全黨認識上的問題，也有毛澤東的問題。毛澤東在“三面紅旗”問題上始終沒有讓步，一直認為出現經濟困難的原因是在“一個相當時間內，我們還沒有來得及、也沒有可能規定一整套適合情況的具體的方針、政策和辦法”。劉少奇在這樣一種情況下，在七千人面前如果講“三面紅旗”是正確的，自然如其所說變得“難說”起來。劉少奇在大會的口頭報告中講“三面紅旗”時，是這樣說的：“總路線”是完全正確的，只是在執行中有偏差，注意了多快，忽略了好省；對“大躍進 ”的解釋也有一些片面性，比如說，產量每年翻一番，要從一個歷史時期來看，“大躍進”還應該繼續作為我們全國人民努力奮鬥的目標，我們應該堅持下去；“人民公社”是有前途的，還是應該辦的，只是搞得太急，未經過典型試驗就全面推開了。然後，他總結說：“三面紅旗”，我們現在都不取消，都繼續保持，繼續為“三面紅旗”而奮鬥。現在，有些問題還看得不那麼清楚，但是再經過5年、10年以後，我們再來總結經驗，那時候就可以更進一步地作出結論。從這裡可以看出，劉少奇對每一面“紅旗”都做了論述，他的方法是總體上肯定，具體上指出問題，事實也等於檢討了指導思想存在的問題。應該說，在這一點上，毛澤東對劉少奇的意見並不是很大，有的問題他自己也做過檢討。關鍵是劉少奇的結論，即“現在都不取消”，難道將來就要取消？毛澤東似乎覺得劉少奇對“三面紅旗”肯定得不夠，尤其同林彪相比，更顯得劉少奇堅持“三面紅旗”不那麼理直氣壯，即使同周恩來相比，劉少奇的態度也顯得有所保留。這也是毛澤東對劉少奇產生不滿的另一個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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