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他為了準備訪華並同鄧小平主席會談，委托我牽頭組織當年同中國事務有關的專家，包括外交部、蘇共中央聯絡部、遠東所的學者等，專門研究蘇中關係惡化的原因、後果和改善關係的建議。在討論中，我談了一些情況和看法。
第一，根據兩國的協議，蘇聯幫助中國建立了飛機、坦克、火炮和無線電工廠，提供了當時最現代化的儀器和設備、先進的軍械樣品，如飛機、坦克等。我們還幫助中國建立了生產潛艇的工廠和相應的基地。對蘇聯提供的設備，中國是用易貨方式支付的，軍工技術是用優惠貸款支付的。中國向蘇聯提供了某些戰略物資，如錫、錫精礦和鎢精礦等。中國還向蘇聯提供了大量的日用消費品。
蘇中雙方對於執行各自承擔的義務都非常嚴肅認真。例如，1951年蘇聯企業向中國供貨嚴重拖欠。我報告了斯大林。之後採取了嚴厲措施，撤了十來名部長和副部長的職。此後，嚴格執行對中國的供貨協議便成了不可違反的法律。中國對於履行自己的義務也是持這種態度。這可以舉一例說明。50年代，蘇聯缺少可兌換的外幣，我們請求中國用外幣支付一部分我們供應的貨物。中國每年向我們提供1億至1.2億美元，這筆錢主要來自國外的僑匯。1959年至1960年，中國僑匯情況嚴重複雜化，便向我們提供黃金，由我們拿到國際市場出售，從而彌補了蘇聯外匯的不足。這些事實都證明雙方合作是如何密切，它對雙方又是何等重要。
第二，談談共同艦隊問題。我們並未提出共同艦隊這一特殊任務，然而，1958年赫魯曉夫不得不為此問題專程前往北京。尤金大使報告說，毛澤東表示：“由於發生一些極為重要的問題需要討論，他本人願意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去莫斯科。但是，現在他因健康狀況無法成行。”收到這份情況報告後，赫魯曉夫決定最好由他本人訪華，時間定為1958年7月底到8月初。代表團成員有蘇聯海軍參謀長、我及其他同志。
應當指出，在此之前，中國領導就已決定在華南地區建立一座大型無線電台。我們對該電台有興趣，因為它不僅可以使我們能夠向亞洲一些鄰國進行廣播，而且能夠同我們的太平洋艦隊保持無線電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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