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撤退蘇聯專家是另一個對雙方關係產生消極影響的事件。蘇聯專家對於新中國的建設發揮了巨大作用。中國的每個部委都有蘇聯顧問組,由總顧問領導。總顧問通常是由在蘇聯最有權威的人擔任,往往是副部長或部務會議成員。在中國工廠裡,仿照蘇聯的做法,都建立了工程師室和科研所,其中也有蘇聯專家工作。在中國工作的蘇聯專家人數逐漸增加。蘇聯專家受到中國同志的充分信任。蘇聯專家手中的小紅本(身份證)實際上成為去任何單位的通行證。
有一次發生了一件類似笑話的事就可以說明這一點。幾個年輕的蘇聯專家(記得他們是從鞍鋼來的)到了北京,在城市中心游逛。他們出示小紅本後就進了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所在地——中南海。他們問清毛澤東的住處後,向警衛人員出示了小紅本,說他們想同毛澤東聊一聊。毛澤東最後接見了他們。後來我是從中國人那裡知道此事的。當我找到這些專家談話時,他們回答說:“怎麼也未料到毛親自見了我們”,“在談話中,我們只是想知道他生活如何”。
還可以舉出一個例子來說明當時彼此間的信任程度。1950年,根據中國同志的提議,我有時出席中國政府的會議。1951年我奉召回國,向斯大林匯報蘇中合作協議執行的情況。在談話中,斯大林對我說:看來,你不必參加中國政府的會議,因為“這會使中國人難堪,一個受過壓迫的民族對這類事是非常敏感的”。回到北京以後,我未再出席中國政府的會議,但中國同志還是繼續發給我政府會議的文件。(摘自:《百年潮》2007年第11期 《聽阿爾希波夫談中蘇關係》一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