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紀霖：另外一個背景性因素是到1940年代，知識精英在利益上日益與政府體制疏離，無法通過其工作獲得與其身份相符合的、有尊嚴的報酬和收入。北洋政府忙於內鬥，對知識分子是不太重視的，常常有欠薪。國民黨在1927年建立國民政府以後，非常注重拉攏知識分子，尤其是留學回來的大知識分子。1927年到1937年，既是近代中國經濟的黃金年代，也是知識分子的黃金年代。只要你不與政府作對，凡是在體制裡謀到一份工作，特別在國立大學，收入是非常不錯的。國立大學的教授每月有三四百大洋，過的是非常奢華的生活。你想，駱駝祥子一個月七塊大洋，也可以在北平溫飽了。在四十年代之前，知識精英分享了政權的好處，體制內部的知識精英大都對國民政府有認同感。雖然有些知識分子有批評和反抗，但大部分知識分子並不關心政治，有利益上的考量。但建立在利益上的統治正當性是非常脆弱的，一旦利益鏈發生問題，政府的正當性就發生危機。果然，1940年以後的戰時中國，開始出現急劇的通貨膨脹。通貨膨脹傷害最大的對象，就是這些拿國家薪水的公務人員。國民黨的黨政人員還可以搜刮，知識精英沒有什麼好搜刮的，實際生活水準直線下降。一旦精英淪為貧民，對政府的態度就急轉直下。假如政府與民同甘苦、共患難，知識分子還可以接受，問題是國民黨政府太腐敗了，貧富差距嚴重拉大，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令人寒心。費正清後來在回憶錄裡談到，1943年是一個轉折點，蔣委員長失去了精英的認同。這一說法，雖然有誇張的成分，但的確反映了自由知識分子的心理。因為當時費正清在昆明，每天與西南聯大的教授們混在一起，對人心的轉向有敏銳的觀察。
以聞一多為例，三十年代在北平的時候，一個人的收入可以養家裡大大小小的人口，還可以雇幾個保姆；1940年以後，物價飛漲，入不敷出，只能去中學兼課、刻圖章補貼家用了。後來，他會拍案而起，除了政治上的義憤，切身的生活感受是更大的催化劑。知識分子的貧困化在四十年代是相當普遍的現象。1946 年胡適從駐美大使任上回來做北大校長，他有一個雄心勃勃的十年學術計劃。結果在教授會上他的方案無人理睬。教授們紛紛向校長訴苦：我們現在生活都有問題，十年以後是否還活著都是個問題，還談什麼學術！胡適聽了目瞪口呆，大失所望。1940年代後期，校園已不再成為校園，到處是反饑餓、反內戰、反迫害的標語。學生們三天兩頭上街抗議遊行，教授們也民不聊生，要靠美國的救援面粉來維持生命，那是多大的心靈傷害！朱自清情願餓死，也不領美國的面粉。說實話，他不是對美國有多大的不滿，而是對政府不滿。朱先生如此持重之人，竟然也在清華園裡與學生們扭秧歌。國民政府從1927年開始的籠絡知識分子的高薪政策，到那個時候完全失敗。
當知識分子失去了對國民黨政府的認同感，在清議、輿論上會有很多批評吧？
許紀霖：國民黨輿論主導權的喪失，是其失去民心的另一個表現。國民黨在1924年以後改組，學習蘇俄的經驗，面目煥然一新，那個時候它是一個革命黨，主要依靠意識形態。國民大革命興起以後，很多北方知識分子孔雀東南飛，開始認同國民黨。為什麼認同？因為國民黨代表了“五四”以後的新氣象。1927 年以後，國民黨面臨著從革命黨向執政黨轉型的問題。在這個問題的處理上，國民黨是非常曖昧的，它延續了革命黨的方式，不是靠法治，不是靠建立一套在憲法和法律基礎上的公共文化來獲得認同。國民黨還是靠三民主義教育，強行在學校設立訓導處，推行三民主義黨義教育。自由派知識分子、學生非常不滿，完全是應付性的。雖然它在主流教育體制有不可動搖的位置，但沒人相信它。公共輿論的主導權，一直不在國民黨那裡。“五四”啟蒙的核心觀念，如民主、自由、科學，與作為國民黨的主流意識形態一直有衝突。聞一多之所以後來拍案而起，最早是他一度很崇拜的領袖寫了一本《中國之命運》，他看了以後，嚇了一跳，這不是反“五四” 嗎？於是聞一多這些從“五四”走來的自由知識分子無法忍受，走上了對抗國民黨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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