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區中央局對富田事變處理的嚴重錯誤，導致一些領導幹部和群眾對任代理書記的毛澤東不滿
在毛澤東擔任紅一方面軍前敵委員會書記後不久，即發生了在黨內和紅軍內影響重大而深遠的富田事變。1930年12月，紅一方面軍總前委根據一些人在逼供下的假口供，派人到紅二十軍抓捕“AB團”分子。紅二十軍政治部主任謝漢昌、紅二十軍一七四團政治委員劉敵眼看自己也將被錯定為“反革命”並遭逮捕，對這種做法抱有極大的懷疑和不滿，帶著部隊到富田，包圍當地蘇維埃政府，釋放被錯捕的近百名同志，高喊“反對毛澤東，擁護朱德、彭德懷、黃公略”的口號，宣布脫離紅一方面軍總前委領導。
富田事變發生後，紅一方面軍總前委在毛澤東主持下召開緊急會議，認定富田事變是“AB團”的叛變行為。
1931年2月22日，蘇區中央局代理書記項英主持會議，研究富田事變的有關問題，紅一方面軍總前委和毛澤東做了詳細匯報。會議得出的結論與紅一方面軍總前委的結論有很大區別。會議形成了《對富田事變的決議》，認為事變客觀上是反革命行動，但在組織上不能證明參與事變者全是“AB 團”分子。決議要求今後在“清黨”、肅反中“絕不能隨便亂打亂殺”，“不能隨便叫人亂供亂咬，亂加逮捕”……會後，項英派段良弼赴上海向中央匯報富田事變的情況。
此時，王明等“左”傾教條主義者已經掌握了中央的大權。王明等認為蘇區中央局對富田事變的處理是錯誤的，授意任弼時、王稼祥、顧作霖3人組成中央代表團，攜帶中共中央政治局於3月28日作出的《關於富田事變的決議》從上海直奔中央蘇區，處理富田事變。4月17日，中央代表團在蘇區中央局會議上，傳達了中央政治局的《決議》。《決議》認為“蘇區中央局的決定不僅是錯誤的，而且是非常危險的。在目前這種形勢下我們的主要任務是：立刻制定鍛煉真正的鐵的工農紅軍的具體計劃，糾正過去工作的缺點與錯誤，改造軍事及政治幹部。肅清紅軍中的‘AB團’及其他反動分子，並須堵絕一切反動分子重新混進紅軍的可能。繼續改造蘇維埃政權……加緊肅反工作，以求徹底消滅一切反革命派別”。此次會議不但否定了項英主持的蘇區中央局作出的正確決議，還撤銷了項英的蘇區中央局代理書記職務。蘇區中央局代理書記由毛澤東接任。
毛澤東代理蘇區中央局書記後，負責處理此事的領導機關錯誤地認定富田事變是“AB團”所進行的“反革命行動”，富田事變的性質再次演變成了敵我矛盾，成為反革命暴亂事件。謝漢昌、劉敵等被逮捕，並以“AB團”分子的罪名被處決。發展到後來，紅二十軍軍長、政委以下、副排長以上所有幹部均被處決，紅二十軍番號被取消，其餘部被編入紅七軍。
王明把持的中共中央將富田事變定性為反革命事件後，立即將處理的決議發到全國各蘇區。事情出乎毛澤東預料，完全失去了控制。肅反運動迅速擴大化，成千上萬的無辜共產黨人遭到殺害，無數忠魂變成冤魂。
富田事變及肅反擴大化，傷害了很多好人，引起了蘇區部分領導幹部和群眾對毛澤東的不滿，這就為毛澤東以後被撤職創造了幹部和群眾基礎。《中國共產黨歷史》（上卷）指出：肅“AB團”“社會民主黨”的鬥爭，是嚴重臆測和逼供信的產物，混淆了敵我，造成了許多冤假錯案。各個根據地的肅反，都程度不同地犯了擴大化的錯誤，給革命事業造成了嚴重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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