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愛沙尼亞
安德烈.布斯杜斯馬，導演，自2002年起於莫斯科學習，執導過六部電影和兩部系列片。
1991年時我在塔林，就讀於戲劇學院二年級。後來和同事還有朋友談論到這個話題我才明白，當時要不是因為我們的學院和我們在讀學生的身份，我們早就不存在於這個世界上了。就算是活著，我們也會成為暴徒。
當時的國家亂成一團，人們不明白到底發生了什麼，也不知道為什麼一切都消失了：沒有錢，說白了就是什麼都沒有。當時在愛沙尼亞強盜橫行，殺人案頻發。
要說什麼發生了改變，我相信首先是所有人都有了選擇的權利，這給了你自我發展的可能性，進而可以找到理想的工作。在這方面情況是變好了。
而變糟糕的是，思想貧瘠的人變多了。也就是說那時人的麻木的個性也帶到了今天。我們永遠把金錢放在首位，忘記了人與人之間的溝通，也失去了自我。
在90年代有很多人迷失了自己，現今也存在這樣的現象。我認為，人們現在所處的境遇比那時要更加糟糕和貧窮。
奧利加.加拉加諾娃，從事私營生意。
1991時我9歲，關於那段時期我記得很多。我覺得蘇聯解體沒有輸贏之說。在出現抗議呼聲的時候蘇聯已經是一個毫無生機的國家，所以蘇聯解體也是自然而然的。
我唯一能夠說的是，所謂輸了的人，是那些不能適應自由的愛沙尼亞的新體制和接受蘇聯解體這個事實的人。
我那時年紀太小，以至於記不清那時的生活是什麼樣的。但對於我的家庭來說這是一件大事。我的父親陷入了不能再從事商業活動的困境中。但我受到了很好的教育並且從大學畢業，從事私營生意。現在我在休產假，同時教育自己的孩子。
20年過去了，我認為歐洲和俄羅斯還會有世界支配權之爭。說到波羅的海沿岸各國，我希望在未來的幾十年裡他們最終能夠明白在經濟、政治和其他領域同鄰國保持良好關係的重要性。
維多利亞.費奧多洛夫娜，語言文學博士，網絡刊物“俄羅斯之窗”主編。
我出生成長於塔林，1990年畢業於莫斯科大學新聞系。我曾是一名共和國體制下的學生，是現在已經不存在的愛沙尼亞共產黨的一員。
這場巨大的變革影響到了方方面面，國內每一個人都不能幸免。
在1990年末我做了一個不尋常的決定：留在莫斯科繼續研究生的學業。我的女兒就出生在莫斯科。1999年我們才回到了塔林。辦理手續是一件很麻煩的事情，但是我能得到愛沙尼亞國籍，因為我的媽媽1937年出生在愛沙尼亞。
當然，在我回國的時候我的祖國已經變成了另外一個樣子。生活變得更加舒適了。大眾媒體、社會結構和形態、以及在那裡生活工作的人民都發生了很大的變化。
但目前在愛沙尼亞沒有說俄語的電視頻道，沒有每日出版的刊物。受過高等教育的人反而很難找到工作。
今後我能否不掩蓋我是一個俄羅斯人的事實而留在自己的祖國，留在愛沙尼亞？我的孩子能不能使用自己的母語（俄語）學習？現在我無法回答這些問題，但是我希望有朝一日這些問題能夠得到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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