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為“三多”官員，顯然具有一種歇斯底里的病理特征。但是，許邁永在心理上無法停下來，隨之而來的對腐敗的恐懼，只有通過不斷地瘋狂占有才能消除。
而說許邁永被難以監督的權力體系害了只有在這一點上才成立：它欠缺讓人保持人性，或壓抑其人性惡的制度設置，某種程度上，甚至已經成為加劇一個人在心理上產生病變的社會機制。
反腐的命門
公正地說，在進行“懺悔”的動情演出時，許邁永是投入的。他的心理真實對應著現實。正是如此，他的“懺悔書”，實際上是一個另類的反腐文本。
許邁永說“我從一個普通教師被組織上選拔擔任城廂鎮副鎮長，從此走上領導崗位”。並且“我的每一次進步，都是組織關懷、培養的結果”。
這什麼意思？這種基於“事實”的描述，在許邁永的心理上，會邏輯地產生什麼？把他的話分析、轉譯一下，就相當於說，在他獲得權力的過程中，給予其權力者並不是抽象的“人民”，“一切權力來自人民”的觀念沒有在他頭腦中出現，在心理上更是沒有絲毫影響。
他只知道，給予他權力的是“組織”，給予他關懷、培養的也只是“組織”。“組織”就相當於他的一個母體，他只具有忠於“組織”的道德和政治義務。至於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系、利為民所謀，完全處於許邁永等人的視野之外。潛意識裡，他就不認為自己對“人民”有什麼義務——那只是一群被管治者。
不清楚許邁永是否認為，“組織”就是一個利益集團，一個封閉的、自律運轉的權力體系，而不是一個受人民委托進行社會治理的“政治共同體”。但他的種種行為，毫無疑問背叛了“組織”一再宣揚的價值理念。
按照美國經濟學家奧爾森關於“集體行動”的理論，如果一個集團足夠大，其成員就傾向於“搭便車”：只想享受集團提供的“集體物品”（比如許邁永所享受的住房、小車、醫療等福利），而不想對集團的存在和利益作出貢獻，因為從他個人的利益上來說是得不償失的。但許邁永的行為，已經不僅僅是像一些庸官屬於“搭便車”，而是成為一種危害。假如考慮到庸劣分子既“搭便車”，同時由於被嵌於既定的權力節點，也具有維護集團存在的功能而尚可容忍的話，那麼，許邁永之類巨貪由於引發了一種“合法性危機”，就絕不可能得到原諒。
許邁永在“懺悔書”裡透露，自己“違法違紀”長達10幾年，而這10幾年，也恰恰是他不斷得到提撥的歲月。並且，他還自信“即使出了事，組織上查，也會有人替我擋一下”。對於“制度失靈”的描述，這近乎直白。同時，它還揭示，在一個相對封閉的權力體系裡，腐敗利益共同體的形成幾乎是一種必然。它或可緊密，形成“團夥”性質，或可輕散，在觀念上，權力行使上保持默契。其功能，就是能有效地降低，或控制腐敗的風險。
恰恰在這一點上，受自己的心理欲望控制的許邁永，在自信得到了現實庇護時，終於失去了對另一種現實的把握。
也許能讓許邁永真正有底氣的，只是“群眾的舉報涉及不到核心問題，他們掌握的只是一點皮毛，掌握不了實質，他們舉報的只是道聽途說的一些小事而已。只要自己不露馬腳，不主動向組織反映問題，是查不到自己的”。
話說得清楚不過。官員的權力運作，“群眾”只具有理論上的“監督”權利，卻因缺乏相應的制度設置而無能為力。對於“群眾”來說，官員的權力運作處於一個不可看見的狀態，兩者的信息完全不對稱。邏輯上在先的知情權都無法兌現，監督權當然無從談起。而同樣糟糕的是，“組織”對許邁永等人的權力運作信息，也不太清楚，許邁永等貪官，在既定的權力節點上，具有了同時對上級和群眾進行信息封閉的能力。也就是說，他們已經能夠成功地把自己的權力，一定程度上“獨立”於制度和社會。
這才是反腐的最大困境。（來源：南風窗 作者：石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