崛起期日本：茫然的愛國主義
同樣的情形也發生在崛起期的日本民族身上。1860年代，和中國一樣被西方的船堅炮利打開了國門的日本，開始了“明治維新”的進程。這是日本民族的第一次現代化努力，可謂成功和失敗參半，其經驗教訓十分值得今天的人們梳理和總結。就成功的一面而言，“明治維新”與近鄰中國的“洋務運動”相比，無疑取得了極大的成功，導致日本在三十年不到的時間里，從一個落後的農工業國一躍而為先進的工業國和軍事強國，並加入到世界列強的對世界的爭奪中。
然而，正是這種對世界的爭奪，種下了日本民族在二十世紀悲劇的種子，其根源來自於明治維新期間日本沒有同時展開思想啟蒙和精神洗禮的進程。相反，在“明治維新”的歷史進程中，日本始終存在兩種國家主義的傾向，一是由官方推動的國家主義，另一類則是以國民為中心的國家主義；前者後來發展成為軍國主義，而後者則與自由主義、平民主義結合，發展成為在野運動的思想基礎。
按照日本當代思想家松本三之介的觀點，在野的自發的國家主義，與官方推行的國家主義，在兩個基本點上是相通的，一是國家獨立，二是政治價值高於一切。值得注意的是平民國家主義的政治高於一切的價值觀，它來自於成為國民之前的文化心理因素，即認為政治權力萬能，對權力頂禮膜拜的臣民的心理，很容易使人對政治心馳神往。
松本三之介認為，近代日本的精神道路，是圍繞著國家主義這一核心所作的向心運動，即便是對平民主義和自由主義的理解，也總是離開它們的現實基礎——市民生活和個人自由，而從國家主義的立場，作急功近利的解釋。例如明治時期的首要問題是國家獨立問題，國家主義作為解決這一問題的指導思想和精神支柱，理所當然地自明治精神結構中占據主導地位，而民主主義和自由主義則必須圍繞著國家主義來展開，充當國家主義的輔助工具。
最值得注意的，是日本明治時代大思想家福澤諭吉的思想演變歷程。福澤早年鼓吹開化和自由思想，而晚年卻成為了徹頭徹尾的帝國主義者。福澤在明治時代風靡一時的《文明論之概略》中認為，文明是“人類萬事”的目的，只要有利於文明的發展，則無論君主制或共和制都“可以不聞其名而取其實”；以此類推，無論和平還是戰爭，只要有利於文明的發展，哪怕將整個日本置於背水一戰的地步，“縱然全國4000萬人種盡滅，也不後退一步”。甲午戰爭後，福澤為日本打敗了過去的老師——中國而“激動得熱淚盈眶”，狂呼日本的勝利是“文明對野蠻的勝利”，均源於這一十分茫然的思維邏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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