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的“提案”在古代影響最大
古代共商國是，除了“朝參”和“集議”這樣的“兩會”形式外，還有一種“諫議”制度。所謂“諫”本義就是規勸君主，諫議自然就是給皇帝行為和決策提意見，專挑毛病和不足。諫議既有會議形式，也可個人約談，有時還會與集議混在一起，但與集議明顯的不同是，諫議多有“提案”。
與“集議”相比，諫議制度在古代中國影響很深，這與皇帝的重視是分不開的。實際上此制度原本就是皇帝提出來的，諫官往往也由皇帝親自挑選和委任。諫議制度要求拿出提案供皇帝和中央決策時參考，開會時的味道有點兒像今天全國政協會議。諫官也都會積極建言獻策，其所扮演的“民主監督”角色，有點像古代中國的“政協委員”。
據《漢書.百官公卿表》記載，諫議制度其實早在先秦時便出現了。秦中央設置了中大夫、太中大夫、諫議大夫、中常侍、給事中等權力大小不等的專職諫官，起初並無固定編制，多時達數十人。
西漢中早期皇帝都重視諫議制度的建設，漢武帝劉徹對“政協委員”十分重視，出現了不少出色的諫官。當時，最著名的一位是“新儒學”的代表人物董仲舒，他上交給漢武帝的提案《舉賢良對策三》，可以說是古代中國影響最大的提案，提案的中心觀點是“罷黜百家，獨尊儒術”，這一觀點得到了漢武帝的肯定，提案被采納，儒家地位驟升，從此開始左右古代中國人的意識。
白居易當“諫官左拾遺”最窩囊
到了唐代，諫議制度趨於成熟，諫官的地位被進一步抬升。唐太宗李世民規定，諫官可以隨宰相入朝議事，可見，諫官事實上已進入了唐代中央政權的決策層。但是，古代中國的“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並不好當。
諫官的權力是皇帝給的，因而皇上想聽時會“納諫”，不想聽時便會“拒諫”。所以，遇到開明的好皇帝，諫官便很瀟灑，連皇帝都敢罵。唐太宗是個好皇帝，主政期間湧現出了魏征、王珪、姚思廉、褚遂良等一批著名人士。
魏征本是太子黨集團中的成員，為太子李建成洗馬官。唐太宗並未因此冷落他，奪得皇位後，提拔他為“諫議大夫”，後繼任“侍中”。魏征生前給唐太宗拿出了不少提案。如“明德慎罰”提案，主張加強社會道德建設，提高公民素質，慎用刑罰，因為法律並不能解決一切社會問題。魏征所交提案中，最著名的當屬“民如水”理論，他稱“民如水，君如舟；水可載舟，亦可覆舟”，規勸唐太宗要吸取隋朝亡國的教訓，善待老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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