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反若遇到昏君庸主便不好當，或遭貶或丟官，搞不好自己還得主動把老命交出來，美其名曰“屍諫”。如隋煬帝楊廣就不喜歡“兩會”制度這樣的諫議，他當皇帝時竟然將諫官全部廢除。當然，聽不進“民意”的隋煬帝結局很慘。
實際上，即便皇帝很開明，也很難不被暗箭中傷。如西漢時的賈誼、晁錯遇到的都是明君，他們二人均當過“博士”諫官，提案也都很出名。前者有給漢文帝劉恒的“三農”提案《論積貯疏》，後者有給漢景帝劉啟的“擴大內需”的經濟提案《論貴粟疏》。可以說，西漢盛世“文景之治”就是在賈誼、晁錯這些“代表們”的暢所欲言中出現的。但是，他們的結局都不好，賈誼因建言有功，被漢文帝破格提為太中大夫一年後，便因遭群臣忌恨，被貶為長沙王的太傅。晁錯貴為漢景帝的“智囊”，因上交《削藩策》“提案”，在“七國之亂”中由漢景帝親自下詔，斬殺於西安街頭。
古代諫官中，當得最窩囊的大概是中唐時的著名詩人白居易。白居易於元和三年（公元808年）被唐憲宗李純破格提拔為諫官左拾遺，當上了從八品的“副科級幹部”。白居易當時太把自己當回事了，大事小事都“建言”，李純要提拔寵臣吐突承璀，他堅決反對，結果被李純斥罵為“小臣不遜”，貶為江州司馬，逐出京城。此後白居易再也沒有為民請願、仗義執言、上交提案的機會，只能寫寫《長恨歌》，在“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中作自我安慰。
宋代以後，諫議制度變成了擺設，元代幹脆取消諫院。到明清時，古代中國的“兩會”和諫議制度所散發出的民主精神幾乎不存，明世宗朱厚熜甚至把持不同政見、反對給他生父興獻王朱祐杬上尊號的朝臣當場杖斃16人，另外134人被關進監獄。（來源：北京晚報 作者：倪方六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