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張學良與蘇聯迅速升溫的秘密關係，國民政府也有所警惕。12月14日，國民政府駐蘇聯大使蔣廷黻致電國民政府秘書長翁文灝：“張學良有代表駐莫斯科。”（魚汲勝：“共產國際、蘇聯及各國對西安事變的反應大事記”，陝西省檔案館：《理論導刊》1986年11期）蔣廷黻回憶他對蘇聯政府的外交人民委員李維諾夫是這樣說的：“我提醒他，張學良的確有位代表駐在莫斯科，我將名字告訴他。”（《蔣廷黻回憶錄》，台灣《傳記文學》，第二十九卷第五期，第96頁）由於蔣廷黻撰寫回憶錄時張學良的這位代表還是台灣的顯貴，因此蔣廷黻不便直接寫出他的姓名。
張學良特殊的情報來源於駐莫斯科代表莫德惠
仔細考察張學良龐雜的回憶，雖然提及了與西安事變相關的許多人和事，卻始終小心翼翼地回避了一個非常關鍵也非常神秘的人，那就是他極其秘密地派駐莫斯科的首席代表莫德惠。
莫德惠是張學良的心腹，曾作為張學良的首席代表赴莫斯科談判中東路事件。他作為張學良安置在莫斯科的關鍵聯繫人，究竟傳遞了多少重要情報，如今已經難見電報檔案。當時蘇聯已經在莫斯科與烏魯木齊、蘭州之間建立了直通航線，蘭州與西安的通道則由張學良的波音座機完成。因此，莫斯科與西安的距離雖然看似遙遠，但對莫德惠來說毫無困難，目前有確鑿證據表明莫德惠起碼有兩次從莫斯科回到西安。其中一次可見於蔣介石得到的密報之中。1936年9月18日，南京中央檢查新聞處處長賀衷寒致蔣介石密電，其中提到：“莫德惠十三日由俄抵西安，業與張學良會晤，任務不明。最近盛傳張氏漸有希圖與舊東北軍勢力為中心，後方與新疆省聯絡，單獨在西北方面樹立親俄政權之意。”此時的莫德惠顯然是為了向張學良面陳蘇聯最新的聯蔣政策。
直至西安事變發生時，張學良與莫斯科其實還保持著密切的接觸。斯諾說：“當時張學良在莫斯科派有自己的代表，是王安娜（王炳南的德國籍妻子）的一位朋友，安娜說他想盡辦法見到聯共中央的人，好請他們在能夠得到更可靠的消息之前，先別做出對張學良不利的決斷。”（埃德加.斯諾：《紅色中華散記》，江蘇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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