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學良與蘇聯這種極為隱秘的關係，對研究西安事變，特別是研究張學良當時的行動極其重要，也是以往所有研究者都忽略的。
張學良在聽取莫德惠匯報後實施了三項重大措施
莫斯科代表處的設立使得當時西安與莫斯科之間有了頻繁互動的熱線通道，張學良既能直接向蘇聯表明態度，又能直接從蘇聯得到第一手情報，以保證自己的行動符合蘇聯的政策，完全得到蘇聯的支持。當時莫德惠究竟向張學良傳遞了什麼重要信息，雖然也同樣沒有文字記載，但完全可以從張學良隨後採取的三項重大措施中加以確認。
一是迎接葉劍英。1936年9月下旬，就在張學良與莫德惠見面後不久，葉劍英應張學良之邀擔任中共中央駐東北軍的黨代表。“張學良對於葉劍英的到來非常重視，事先對安全保衛工作做了周密的布置，讓他住在自己的親信、衛隊二營營長孫銘九的家裡，對外化名‘楊先生’，要求孫銘九絕對保證‘楊先生’的安全，同時，安排好‘楊先生’的生活。”（《葉劍英年譜》上册，中央文獻出版社2007年版，第137頁）葉劍英的到來迅速加強了中共中央與張學良的關係，標誌著張學良與中共中央的合作上升到了一個新的階段。
二是盡力援助紅軍。在《西安事變新探》中有一段描述非常典型：“當葉劍英告訴張學良紅軍目前‘經費困難已極’，冬衣解決更難，莫斯科雖可援助，但不能應急，因此代表中共中央向張借款30萬元時，張一口答應，但表示西安只能辦到5萬元，多不可能，其餘25萬可考慮到上海去辦；棉衣可提供1萬套，由西安送蘭州，請紅軍半路去取。而在軍事部署和戰役行動上，張學良更是積極配合，並出謀劃策。凡有他能夠辦到的，他幾乎無不盡力去做。”（楊奎鬆：《西安事變新探》，江蘇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49頁）10月7日，葉劍英與潘漢年致電毛澤東：“棉衣一萬套可由西安送蘭州，要我方半路去取，不便送人。”（《葉劍英年譜》上册，第138頁）11月5日，葉劍英從西安動身回保安，“隨身帶有張學良借給紅軍的十萬塊銀元。”（《葉劍英年譜》上册，第144頁）張學良的“無不盡力”標誌著張學良對紅軍的援助也上升到了一個新的階段。
三是全力“駐蔣”。10月29日，葉劍英與劉鼎致電中共中央報告張學良勸蔣的結果，其中提到“有主駐蔣說”。（《西安事變新探》，第283頁）有學者認為“駐蔣”是“捉蔣”的諧音。其實所謂“駐蔣”，就是駐留蔣介石軍事進攻的步伐而已。當時國共雙方的和談已經很有成效，1936年10月14日，“中共中央接到中共談判代表張子華從西安發的電報，電報說，國民黨方面的談判條件是：（一）蘇維埃區域可以存在；（二）紅軍名義不要，改聯軍，待遇同國軍；（三）中共代表參加國民大會；（四）即派人具體談判。”（《周恩來年譜》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版，第332頁）為了配合談判進程，毛澤東迅速於10月15日以蘇維埃中央政府主席的名義，通過蘇維埃新聞社發表關於停戰抗日的談話，表示“一切紅軍部隊停止對國民革命軍之任何攻擊行動”。（《毛澤東年譜》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第648頁）但意想不到的是“從10月20日開始，蔣介石調集十幾個師由南向北大舉進攻，企圖消滅紅軍於黃河以東甘肅、寧夏邊境地區。”（《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一卷，中共黨史出版社2002年版，第508頁）20日，葉劍英急電毛澤東：“蔣介石令胡宗南急進”，“毅（張學良）之估計正（蔣介石）先打而後和，圖得便宜而已。”（《葉劍英年譜》上册，第140頁）因此，當時認為蔣介石只是“先打而後和”的張學良決不可能就此產生“捉蔣”的念頭，而勸阻蔣介石進攻倒是合情合理順理成章的。“駐蔣說”標誌著張學良阻止蔣介石內戰腳步的決心也上升到了一個新的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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