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德惠在關鍵時刻的回國，使得張學良起碼發生了兩大變化：聯共、援共升級；反蔣變“駐蔣”。這就足以表明張學良在聽取莫德惠的匯報後不僅完全確信聯俄聯共政策的正確，還完全確信蔣介石必然也會順水推舟，遲早實施聯俄聯共的“後和”。當時的張學良顯然已經把援助紅軍與盡快“駐蔣”作為自己幫助建立統一戰線的兩大任務。
張學良為何對蘇聯的抨擊啞口無言
儘管西安與莫斯科保持著密切的聯繫，張學良卻匪夷所思地發動了使莫斯科暴跳如雷的西安事變。這又是為什麼呢？
當時蘇聯認定張學良欺騙了莫斯科。《真理報》12月14日的社論說：“毫無疑問，張學良部隊舉行兵變的原因，應當從不惜利用一切手段幫助日本帝國主義推行奴役中國的事業的那些親日分子的陰謀活動中去尋找……所以理所當然地被中國人民斥之為叛徒……過去，在他統治滿洲的時候，他幾乎毫無抵抗地將中國東北最富饒的幾個省份送給了日本帝國主義者。如今，他又利用抗日運動以營私，名義上舉起抗日旗幟，實質上製造國家分裂，使中國繼續混亂下去，使其不可避免地成為外國侵略強盜的犧牲品。”（馬寶華、烏傳袞：“蘇聯及共產國際對西安事變的反應”，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文獻和研究》1986年第6期）
“陰謀”、“叛徒”等字眼表明莫斯科似乎受了張學良的蒙騙，但自相矛盾的是蘇聯同時又堅決否認與張學良有任何關係。蘇聯駐國民政府外交代辦斯皮爾瓦涅克奉命發表聲明說：“自‘滿洲’事變以來，蘇聯政府無論直接或間接，皆未與張學良發生任何關係。”（《西安事變資料》第一輯，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19頁）
對蘇聯政府的自我標榜，國民政府作了含蓄的反擊。12月19日，斯皮爾瓦涅克向蘇外交人民委員部報告：“當日晨張群接見了。在聽取蘇政府抗議後，張群作了如下答覆：（1）還在發動西安事變之前，張學良就曾散布消息，說他與蘇聯有聯繫，與中國紅軍建立了聯盟關係，他在莫斯科派有代表，中共則在西安派有代表；（2）張群本人以及其他政府成員和首腦十分清楚，這類傳說純系謠言和捏造。”（馬寶華、烏傳袞：“蘇聯及共產國際對西安事變的反應”，《文獻和研究》1986年第6期）
蘇聯極力撇清與張學良的關係，雖然與事實相去甚遠，卻也完全可以理解。但令人奇怪的是，張學良不僅在當時忍氣吞聲強咽苦果，甚至終其百年之身也依然三緘其口。這種完全不符合張學良個性的反常現象正好表明，張學良確實有難言之隱。
當時蘇聯其實用了只有張學良才心知肚明的隱晦語言，有針對性地譴責張學良發動西安事變是破壞統一戰線，是對蘇聯的陽奉陰違與背信棄義。張學良日後英雄氣短的表現更是有了合乎邏輯的解釋：無論作為東北軍的領袖、國民政府的重臣還是力圖重返家園的愛國者，投鼠忌器的張學良都無法為自己與蘇聯的秘密關係做任何辯護，沉默、回避與掩飾就是唯一的選擇。
還令人匪夷所思的是，蔣介石、宋美齡、宋子文儘管如張群所言，其實對張學良與莫斯科的秘密關係早有所掌握，卻在日後漫長的歲月裡也同樣只字不提。
以上歷史事實表明，張學良在西安事變前與蘇聯政府保持著非常密切的聯繫，作為有求於蘇聯的弱勢一方，尤其是希望早日促成統一戰線的張學良自然不敢，也不必欺騙莫斯科。至於張學良為何突然發動使得蘇聯勃然大怒的西安事變，還有待於進一步的探索與求證。
（消息來源：人民網）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