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談到金庸和《明報》贊成鄧小平出任國家主席一事時，鄧小平表示：“你們《明報》要我當國家主席，資格嘛，不是沒有，不過我還想多活幾年，多為國家人民辦點事，一旦當上國家主席，恐怕要縮短壽命。現在和中國建立外交關係的國家有120多個，每年有許多國家的元首到中國訪問，國家主席就要迎送、接待、設宴，這許多應酬要花很多時間和精力，搞得多了就很累。”金庸對鄧小平這樣看輕權位，不由從心裡感到欽佩，他當場說：“鄧副主席本來可以當主席，但你堅持自己不做，這樣不看重個人的名位的事，在中國歷史上，以及世界歷史上，都是十分罕見的。這令人十分敬佩。”
這次返回內地參訪，讓金庸大開了眼界。在返回香港後當記者問他：“當年中國大陸批鄧很激烈的時候，你曾寫過社論，讚揚他的硬骨頭，是不是？”金庸當即表示：“是啊，單是剛強，當然不夠。江青和張春橋在受審時十分倔強，有什麼價值？必須不顧自身的榮辱安危而堅持正確的主張，這才令人佩服。彭德懷反對‘大躍進’和‘浮誇風’，也有這種風骨。我跟中國大陸一些朋友談起來，許多人都贊嘆彭大將軍是英雄好漢。當然，鄧小平不做國家主席，也是很難得的。如果你熟悉中國歷史和世界歷史，就會知道這種事情的難能可貴。……鄧小平的政策比之中共過去任何時期都好得多，比之蘇聯、波蘭、東德、朝鮮等這些共產黨國家都好得多。我衷心希望，依著目前這條道路走下去，以中國人務實的方式，建設中國人自己的社會主義，使中國人幸福而自由。”
與中共許多元老的關係變得更加緊密
金庸就是通過這次為期月餘的各地參訪及與各級共產黨幹部的接觸，才對中國共產黨有了更加明確的認識與了解。金庸回港後對記者談到中國共產黨時這樣說：“第一，我相信中國大陸，目前沒有別的政治力量足以取代中共的領導地位。第二，我相信中國在幾十年內不可能實行西方式的民主，即使可能，也未必對國家、人民有利。第三，我個人贊成中國實行開明的社會主義。總的說來，這比之香港式的完全放任的資本主義社會中的極度貧富不均，更加公平合理。……我發現中共從上到下，不再浮誇吹牛，多講自己的缺點，很少講成績，這一點給我的印象最深刻。”
自1981年金庸親往祖國內地訪問後，他主持的香港《明報》更加主動、及時、全面、客觀地報道和評價內地的政治經濟形勢。特別是對中共中央準備在1997年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這樣的重大歷史事件，金庸的《明報》顯得更為旗幟鮮明。1984年春天，金庸出版了《香港的前途》一書，將他親筆撰寫的《明報》社評匯編成集，出版後他又將此書寄給當時的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參閱。也是在這一年的秋天，金庸又一次從香港來到內地參觀訪問。這次，他在北京會見了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胡耀邦。胡耀邦與金庸的談話，內容也非常廣泛。金庸從北京返回香港後，把與胡耀邦總書記的談話要點憑記憶整理出來，然後在他主辦的《明報月刊》上發表出來，在東南亞地區引起很大的震動。這一時期的金庸，對中共和中共改革開放政策的認識和理解更加深入一步。尤其對中共中央在“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大討論和平反冤假錯案中所取得的成績，均給予極高的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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