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文官系統
以上描述不管涉及中國政治結構的哪一層，都反映出文官系統是中國制度的基礎。在許多歐洲觀察家眼裡，中國是一個由西方人稱為哲學家的文人學者階層井然有序地管理著的國家。比如深受在華耶穌會士影響的基爾謝認為，中國是以柏拉圖式的方式由學者統治的政府，符合神聖哲學家的意願，他判斷中國是一個快樂的王國，中國的國王能夠以哲學家的方式思考行事或至少允許哲學家來治理國家並指導國王。中國人對學者型官員的尊崇是無止境的。曾德昭認為有功名的士大夫和尚未取得學位的學子都屬於中國的貴族，不過是靠學問而非世系從微賤升至高位的貴族，而且這種貴族不能世襲，如果後代不學習上進，還會跌入困境。杜赫德《中國通志》也說：“最高爵位僅靠讀書就能獲得，而且人們一般是按照他們的能力獲得相應提升；根據延續四千多年的帝國法律，只有有學問的人才能擔任城市和省份的總督並享受所有的朝廷官職。”他還詳細描述了獲得博士學位者（進士）的待遇，“得到這一學位後他們就擁有了足以使以後生活舒適的尊敬和榮譽。因為那以後他們就有保證能在短時期內獲得一官半職；即便是那些還在等待授官的人，返回鄉裡也受到當地官員的高度尊敬，他們的家庭也會免受貧窮困擾，而且他們在家鄉能享受到眾多特權。”中國文官雖然薪水不高，但生活得很好。超勤收入、接受遺產以及憑地位得到的饋贈是他們的可觀財富，而且他們旅行時的路費、工具和住宿地，任職地的房屋、家具和聽差都由皇帝提供。學者官員的至高地位還表現在對軍隊的控制，他們常常約束軍隊，而官兵們對他們十分尊敬，杜赫德說，“戰爭政策由哲學家規劃，軍事問題僅僅由哲學家決定，他們的建議和意見比軍事領袖的更受皇上的重視。”
中國這一哲學家政府的某些實踐也獲得耶穌會士的普遍景仰。比如說回避法，文官不能在家鄉所在省任官，以免為親友謀私。法官主持法庭時，親屬不得離家，以免通過他們受賄。為防止官員勢力坐大和結黨營私，在一地連任不得超過三年。這三年的政績會被嚴格考評，作為升黜的依據。中國由學者統治，導致國內不尚武，凡是希望成為有教養的人都不贊成戰爭，他們寧願做最低等的哲學家也不願做最高的武官，以獲得更多的尊敬與財富。而學者對皇帝與國家的忠誠往往超過以保衛國家為職責的武人，原因是“人們有了學問，心靈也就高尚了。”與尚文的普遍意願一致，中國自一開始就奉行和平的對外政策而沒有興趣擴張版圖。
總之，在耶穌會士筆下，中國有一位開明專制君主和一套行之有效的行政管理體系，而這樣一個值得稱道的政治結構以儒家的道德和政治哲學為依據，無論皇帝還是文官，行事都以儒家理論為指導。比如安文思指出孔子在《中庸》裡規定了明君應具有的九種品質，即修身、尊賢、親親、敬大臣、體群臣、子庶民、來百工、柔遠人、懷諸侯，他還論述每一種品質如何能使皇帝成為臣民的好榜樣並產生出好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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