伏爾泰對作為中國政治制度基礎的父權觀念所帶來的社會和諧也滿心羨慕。比如他在《風俗論》中說：“兒女孝敬父親是國家的基礎。在中國，父權從來沒有削弱。兒子要取得所有親屬、朋友和官府的同意才能控告父親。一省一縣的文官被稱為父母官，而帝王則是一國的君父。這種思想在人們心中根深蒂固，把這個幅員廣大的國家組成一個大家庭。”一個家庭的成員自然更容易服從而降低管理難度，“父親備受兒子的尊敬，皇帝被視為全民的君父，這條古老的倫理和政治法則，使中國人很快就習慣於自願服從。”人民將君主或官吏看作家長並自願服從並未導致統治者的獨裁，而是促使政府當局愛民如子，“正因為全國一家是根本大法，所以在中國比在其他地方更把維護公共利益視為首要責任。因之皇帝和官府始終極其關心修橋鋪路，開鑿運河，便利農耕和手工製作。”為了更生動地說明中國君主恪盡父親的職責，伏爾泰《路易十四時代》一書舉雍正為例：“新帝雍正愛法律、重公益，超過父王。帝王之中無人比他更不遺餘力地鼓勵農事。他對這一於國民生計不可缺少的百藝之首亟為重視。各省農民被所在州、縣長官評選為最勤勞、能幹、孝悌者，甚至可以封為八品官。”“雍正降旨，帝國各地處理重罪案件，未呈皇上本人親覽（甚至需呈上三次），不得對人犯處以亟刑。頒布這一敕令理由有二。兩者均與敕令同樣可敬。其一為不得視人命如草芥。其二為君王對百姓須愛民如子。”
伏爾泰認為導致中國有如此良好政治制度和政治實踐的根源就是孔子所制定的道德，孔子的道德和中國的法律實際上合二為一。他在《路易十四時代》中說：“道德和治國比科學容易理解；而且這兩種東西在中國已經臻於完善，……由於它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民族，它在倫理道德和治國理政方面，堪稱首屈一指。”“這個龐大的帝國的法律和安寧建築在既最合乎自然而又最神聖的法則即後輩對長輩的尊敬之上。後輩還把這種尊敬同他們對最早的倫理大師應有的尊敬，特別是對孔夫子應有的尊敬，合為一體。這位孔夫子，我們稱為Confucius，是一位在基督教創立之前約六百年教導後輩謹守美德的先賢古哲。”對中國基於道德的政治制度的推崇自然又引申出對身兼道德楷模與制度執行者的中國官員的讚賞，伏爾泰稱讚那些由文人而及第的官員謹小慎微地奉行儒家信條，不狂不躁，克盡其職，惟命是從。伏爾泰還讚美中國制度的寬容與和諧，說它能在一種精微而平衡的制度中容納各種分子，並使他們達到一種具有豐富文化的境地。
盧梭也頌揚中國的行政和司法，他在《論政治經濟學》中以中國為例說，“在中國，皇帝的座右銘是在每場官民爭議中務須支持人民。如果任何一個省份米價騰貴，該省省長就要被投入監獄。如果某省發生暴亂，總督就要被解職，而且每位官員都要為他的轄區內發生的所有禍亂掉腦袋。這些事件並不是隨後不經過正規審查；但長久以來的經驗導致人們預期有這樣的判決。幾乎沒有需要糾正的不公正裁決；與此同時，確信公眾從不無故抗議的皇帝總是能通過他所懲罰的煽動性擾攘事件而發現需要昭雪的真正冤情。”狄德羅也認可中國政治思想制度的合理性和儒家道德哲學。他的《百科全書》說：“人們一致認為，中華民族優於亞洲其他民族，因為他們歷史悠久，精神高尚，藝術精湛，才智出眾，政治清明，還具有哲學素養。在以上各方面，根據某些人的看法，他們甚至可以和歐洲文明最發達的國家相媲美。”普瓦維爾1769年在《哲學家游記》中甚至說：“只要中華帝國的法律成為各國的法律，中國就可以為世界可能變成什麼樣子提供一幅迷人的景象。到北京去！瞻仰世上最偉大的人，他是上天真正完美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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