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位百科全書派霍爾巴赫1773年著《社會體系》，提出以中國的道德原理和政治體系為建立社會新秩序的理想範本：“中國可算世界上所知唯一將政治的根本法與道德相結合的國家。而此歷史悠久的帝國，無疑乎告訴支配者的人們，使知國家的繁榮須依靠道德。在此廣土裡面，道德成為一切合理人們唯一的宗教，因之道德科學之進一步的研究，遂成為獲得職位或立身致仕的唯一法門。”他還說：“在那裡，某種道德，尤其孝道，如同宗教一般。又無論何國，也沒有像中國產業那樣發達。”書中還引了很多中國的例子，甚至下結論說“歐洲政府非學中國不可”。
避難英國的法國新教徒沃班（Vaubain）讚揚中國的人口統計工作，說中國政府的總人口比法國多5－6倍，卻能夠進行有效統計，羨慕中國利用保甲制統計人口：“我覺得大家可以使用的最佳辦法是同中國人一樣，把全體居民分為保甲，或者是如同我們的兵團一樣的小團體，再創建由國王供養的亭長，他們下面又有同樣多的裡長，有時由50多戶組成，他們都完全服從當地長官。”“裡長必須每年4次視察他負責的50戶人家，統計可能會在這些家庭內部發生的人口變化，如生死病老等。”沃班還指望通過保甲制來維持社會安定，解決乞丐和城市流浪漢過多的問題，裡長不僅是統計人員，還應積極管理他所代表的家庭並注意他們的一切變化，他還應是戶籍官和調解法官。
孟德斯鳩對中國政治制度頗有非議，卻認為中國的重農政策是善政。1748年出版的《論法的精神》有一節“中國的良好風俗”，提到“有關中國的記述談到了中國皇帝每年有一次親耕的儀式。這種公開而隆重的儀式的目的是要鼓勵人民從事耕耘。不但如此，中國皇帝每年都要知道誰是耕種上最優秀的農民，並且給他八品官做。”
伏爾泰在《風俗論》中說，中國土地的耕作達到了歐洲尚未接近的完善程度。伏爾泰在《哲學辭典·農業》條對中國重農主義的讚美更是不加掩飾，以為中國尊敬農業，舉世無匹，歐洲各國大臣一定要讀耶穌會士關於中國皇帝尊重農業和收獲期國家祭典的敘述，“我們歐洲的統治者們知道這些例後，應該是讚美啊！慚愧啊！尤其是模仿他們啊！”
普瓦維爾1740－1756年間曾在亞洲旅行並到過廣州，七年戰爭期間退居位於裡昂附近的家鄉，發表了一些關於他的旅行、關於農業和讚美中國的演說，他說中國繁榮的經濟非常正確地以農業為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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