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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很多人認為，珠三角的企業轉移到廣西、貴州或越南等勞動力更便宜的地方去了，這對廣東經濟會有打擊。 |
人民幣首度“破七”，令正在舉辦的廣交會備受各方關注，紡織、鞋業、家電等勞動密集型企業的訂單下滑早在人們意料之中。事實上，珠三角正經歷一場前所未有的轉移之痛：成千上萬的工廠面臨關閉潮，數量更為龐大的中小企業正在計劃遷離這裡。昔日熱鬧、輝煌的“世界工廠”會不會成為歷史?在時下高壓、躁動、猶疑、對峙交織的陣痛中，廣東正站在裂變的十字路口。
在廣東這塊土地上，可能有幾百萬個潛在的“馬雲”，關鍵是如何創造一個良好的環境和機制，讓他們能夠成長起來。
南都：作為一個商學院教授，你曾經對中國的吸引外資政策和本土企業狀況進行了十多年的考察和研究。那麼，你現在所在的麻省理工學院(MIT)發起了“中國實驗室”項目，來幫助中國的小型創業企業，當時是出於什麼考慮來設立這個實驗室的?實驗室的具體運作又是怎麼樣?
黃亞生：經過30年的改革開放，目前中國的民營企業在數量上非常巨大，但質量卻普遍低下。根據全國工商聯2006年的調查數據，有幾個指標很能說明問題：員工培訓支出占企業銷售收入的比例平均僅有1%左右，更有25%的企業對員工的培訓投入是零。2000年後，中國的宏觀經濟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但企業科技投入占銷售收入的比例並沒有隨之增加。舉個例子，現在廣東面臨勞動成本提高、原材料成本提高等挑戰，如果企業有一個很好的機制和管理，再有自主創新能力的話，它就能消化這個挑戰。讓我們看看上世紀80-90年代日本和韓國的經驗，當時他們都碰到類似問題，什麼貨幣升值、勞動力成本提高等等，但他們比較好的企業並沒有因此喪失競爭能力，反而抓住機遇，成長為大型跨國公司。豐田汽車在上世紀80年代時還在生產低檔汽車，並不比今天的奇瑞強，但在日元升值以後，豐田馬上在產品上進行革新，推出了雷克薩斯等高檔產品，從而實現自己的升級轉型。相比之下，我們中國的企業顯然沒有日韓企業當年的那種應變能力。我在MIT一直是做這方面的學術研究，我常問自己，能否做點什麼，來幫助中國的中小企業提高它們的管理能力和創新能力。因為任何一個國家的創新，主要是靠中小企業。這就是發起中國實驗室的最初想法。
我在MIT商學院的學生其實是個巨大的資源，他們大多不是本科畢業就來讀書的學生，是已經有了幾年工作經驗的年輕人，年齡二十七八歲，而且他們不少原先工作的地方是像麥肯錫、高盛這樣世界一流的咨詢公司或投資銀行。他們在我這邊上學，我有兩年的時間免費使用這些資源，中國實驗室正是基於這種考量，可以給中國的中小企業免費提供培訓。這個項目我們已經做了7年，至於挑選企業的標準，有的是通過比如與我們合作的复旦大學商學院的校友推薦的，有的是我熟悉的某些風險、私募基金投資的企業，但都是近來成立的創業型公司，今年有20家申請，我們只選擇了其中12家，廣州也有3家。我們對通常認為的高科技企業並不最感興趣，我們更看重跟老百姓日常生活相關的企業，比如這次有杭州的一家做社區醫療的公司，有廣州一家做經濟型連鎖酒店的公司，還有在昆明做家具和支綫航空的。
我們最終的目的是讓中小企業認識到商業管理對他們的價值。
南都：作為領改革開放風氣之先的廣東，中小企業的數量、產值一直居全國之首。但是，目前廣東的中小企業發展也面臨着一些困境。前段時間，廣東省委書記汪洋去江浙考察時還親自去杭州拜會馬雲，力邀馬雲來廣東合作，開闢廣東市場。
你怎麼看待馬雲現象?在扶持中小企業創新方面，政府能做些什麼?廣東又有那些需要改進的地方?
黃亞生：為什麼中國好的私營企業都出在浙江?馬雲剛開始創業是在上海，他覺得上海經營環境不好，才跑到浙江。從這一點就可以看出，政府最好不要去做干擾企業運作的任何事情，只要把當地的經營環境做好就可以了：比如取消複雜的審批手續，不要去打壓個體戶，在金融上對中小企業提供一些信息，在某種程度上提供一些貸款擔保，等等。至於邀請馬雲來合作，可能更多地是一種姿態。馬雲不是拉過來的，而是提供一個好的環境，讓他自己成長起來的。
我們應該這麼去看待馬雲現象，上海沒有留住馬雲，也許是個個案，但沒有留住馬雲，為什麼也沒有產生劉雲、李雲、趙雲呢?這就是體制和環境的問題了。廣東應該這麼去看待馬雲現象：在廣東這塊土地上，可能有幾百萬個潛在的“馬雲”，關鍵是如何創造一個良好的環境和機制，讓他們能夠成長起來。否則，即便是馬雲本人，在20世紀90年代初的時候，你讓一個官員去判斷，此人10年後能否成為一個優秀的企業家，他肯定是判斷不出來的。我也判斷不出來。馬雲是不是一個優秀的企業家，最終要靠市場來決定。如果是市場運行的話，自然有馬雲脫穎而出。我覺得，所謂解放思想，就是要吸取浙江模式的經驗，給予企業更多的經濟自由。
南都：資金匱乏是中小企業普遍面臨的一個突出問題。那麼，英法美日這些走在前面的國家，他們對推動中小企業的創新與發展有些什麼扶持政策?他們的中小企業融資手段主要有哪些?
黃亞生：這些國家對中小企業的重視，其實就體現在我剛纔講到的就業，西方民主國家非常重視就業，而就業主要就是由中小企業提供的。在市場經濟國家，政府對大企業的銀行貸款通常是不提供擔保的，但會給中小企業提供一些風險擔保。
而在中國恰恰相反，政府只給大企業，尤其是大型國企提供貸款擔保，小的企業不要說擔保，反而還會限制銀行對他們的貸款。
現在學術界有大量的研究表明，保護中小企業，不僅能促進就業，還能促進技術進步。學者的研究表明，美國絕大多數的創新來自於中小企業。硅穀，我們在中國經常提這個詞，但從來沒有人研究“硅穀”到底是怎麼回事。那些從硅穀里面成長出來的巨人，剛開始都是個體戶。現在的微軟是一個IT巨人，具有很強的創新能力。但是，微軟在1975年是個什麼公司?就是一個個體戶，兩個沒畢業的大學生去創業。等到微軟變成世界500強之後，它很多創新技術都是通過收購小公司獲得的。中小企業對社會的貢獻至少有三個方面的作用：一是帶來就業，二是帶來競爭，三是大企業的知識創新動力普遍很弱，需要通過收購有創新能力的中小企業來獲得創新能力。
反觀上海的做法，是把小企業全部趕走。有一次我和上海的官員聊天，我問他們為什麼要這樣做?他們的回答冠冕堂皇，產品需要更新換代。我就繼續問，什麼叫產品更新換代?舉個例子，一個是生產紡織品的工廠，一個是生產計算機鍵盤的工廠。你如果讓一個官員作判斷，哪個是高科技產業?他肯定會回答，當然是生產計算機鍵盤的工廠。事實恰恰相反，現在紡織品生產的科技含量到什麼程度?法國一家生產運動衫的企業，僱傭MIT的生物學家做產品設計，研究當人體出汗時，這個產品對人的身體有什麼反應，技術含量非常之高。而生產計算機鍵盤的工廠，技術含量反而非常低。如果讓市場上的那些紡織企業繼續發展下去的話，它們自然會向高科技這方面發展的。但現在政府一下把他們全部關停趕走，官員取代了市場，它們就喪失了轉型發展的機會。
南都：我看到《福布斯》雜誌曾對世界上最好的200家小公司進行排名，印度有13家企業上榜，而中國僅有4家。我也看到，你和哈佛大學商學院教授韓泰雲在2003年合作發表於美國《外交政策》雜誌的《印度能否趕超中國》曾一石激起千層浪，引發關於兩個國家競爭力和發展模式的討論。那麼，同為發展中國家，印度在中小企業創新方面，有哪些值得我們借鑒的地方?
黃亞生：印度有很多劣勢，比如基礎教育做的不好，比如勞動力市場非常死板---這個劣勢正是中國目前要實行的。但我的一個觀點是，硬件的障礙是一個企業家能夠克服的，而軟件環境的障礙恰恰是企業家自己沒法克服的。日本在上世紀60年代，硬件條件也不是很好，但它有良好的企業制度，所以它就能克服這些硬件障礙。而且，印度在意識形態上是支持自由企業的，中小企業的發展在政治和意識形態上沒有障礙。印度現在有幾個城市正在把它的機場部分私有化，這在中國是不可想象的。很多評論家認為印度在開放外資方面落後於中國。實際上不是這樣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