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政策條款方面，印度對外資的開放是領先於中國的，但實際的情況是外資不願意進去。外資為什麼不願意進去?這是因為印度的政策是既鼓勵外資，又鼓勵內資，外資進不進入，主要取決於它對在這個市場的競爭能力的判斷。比如美國完全是對外資開放，你很難想象外資會去美國開一家CPU公司來和Intel競爭。內資的競爭力太強，外資就不願意進來。另外，印度的金融體制比中國完善很多，原因就是對私營企業開放。印度早在1991年開始實行銀行業的私有化改革和市場開放。所以，印度的銀行對私營企業的支持遠遠大於中國，印度也因此成功地成長了一批能夠與歐美最佳企業在國際上競爭的企業，譬如軟件巨人Infosys和Wipro，醫藥及生物技術大王Ranbaxy及Reddy博士實驗室等等。而我們中國經濟發展30年了，卻沒有產生這種跨國公司(除了少數國有壟斷企業去國外購買能源資產)。現在印度的企業大規模去國外並購，印度流出的資本相當於流入的三倍，而且這些完全都是私營企業。中國民營企業發展比較好的就是聯想，實際上，聯想是一個在香港註冊的企業，如果它在中國內地註冊的話，遠遠不可能發展到今天的地步。
南都：剛纔你說到印度依靠內資發展的經驗，而我們走的卻是依靠外資的道路。有這樣一個數據，改革開放30年來，中國已經吸收的FDI(外商直接投資)達到6000多億美元，這個數字是日本戰後50年間吸收FDI的10倍。現在，中國各級政府沒有不提招商引資的，尤其是要引外資。即便是以民間資本充裕著稱的溫州，市政府也推出了"一號工程"，以遠遠高於民企的優惠政策吸引外資。我看到這樣一種說法，溫州希望借助那些世界500強的跨國公司的進入，來實現所謂的經濟轉型與升級。請問你怎麼看待政府這種"重視外資，壓制內資"的做法?引入外資，能否促進經濟的轉型與升級?
黃亞生：應該說，在"親外資"這方面，溫州是"落後"了。現在國外的經濟學家有非常多的研究表明，外資對一個發展中國家的經濟貢獻是非常有限的。我們過去有一個口號，"外資能帶來先進的管理技術和高精尖技術"。這個口號是很沒有道理的。首先，真要引進管理技術，僱一個職業經理人就可以了，這個是非常簡單和容易的；其次，如果企業自己都不重視管理技術，不向自己的員工投資，建立人力資本，為何要在口號上提"引進外資提高管理技術"呢?最後，到現在為止，世界上經濟發展最成功的國家，恰恰是使用外資最少的，比如韓國和日本。
我一點都不反對全球化，我反對的是：全球化就是引進外資。其實，全球化有很多方式，比如貿易往來。上世紀80年代，世界銀行在韓國的一項調查表明，技術轉移最有效的方式，就是和外國企業做貿易：如果我是你的上游供應商，我把產品供應給你，為了確保產品的質量和供應，你肯定是願意把技術傳授給我的，雖然我們之間沒有任何股權關係。比如韓國三星集團，當年也是通過給美國的跨國公司做供貨商，從中學到技術和管理。為什麼中國不能通過做供應商而學到技術，非要通過外資呢?北大有學者曾經利用中國統計局一個非常詳盡的數據庫來研究外資企業對內資企業有沒有技術轉移的效應，結果他發現，沒有任何証據表明，外資企業能給內資企業帶來技術轉移效應。反而是如果一個地方外資多的話，內資企業的發展水平就會更低。
那麼，為什麼中國的各級政府甚至學界都認為外資能促進經濟的發展呢?那是他們沒有明白一個道理：什麼是原因，什麼是結果。他們經常看到經濟增長了，外資也增長了，於是自然而然地認為，因為外資進來了，經濟才增長了。更合理的解釋是，恰恰是經濟增長以後，外資才跟着進來。我們來看30年來的改革開放歷史，上世紀80年代時中國有什麼外資?除了深圳等有限的幾個特區外，基本沒什麼外資，但20世紀80年代的經濟增長絲毫不遜色於90年代及以後的經濟增長，甚至在質量上還要超過90年代---收入分配更加公平，農民的收入在增加，對環境的破壞不是那麼嚴重，能源使用占GDP的比例一直在下降。我們再看看溫州的發展史，溫州之所以富裕，根本不是靠外資，而是依靠內生的力量。溫州模式的經驗就是，實行更多的經濟自由化，比如默許地下金融的存在，默許各種私有產權的存在。廣東的案例也很有意思。我在上世紀90年代初去過深圳，當時有一個感覺到現在還記憶猶新，當時我碰到很多從吉林、遼寧來深圳創業的企業家，他們在"社會主義"的東北做不了企業，只好跑到資本主義的深圳來創業。深圳在20世紀80-90年代的創業模式，就是既吸引外資，也吸引內資。
而後來的上海模式恰恰相反，是通過犧牲內資來扶持外資。我們最近做了一個統計表明，上海的內資企業在全國30多個省市區的排名非常靠後。大家其實也都知道，上海沒有自己的品牌。這並不是上海人不聰明，或者上海人不會創業，上海人在上世紀30年代是一個非常具有創業能力的城市，榮毅仁不就是當時的上海人嘛!
原因何在?就是由於政府的"重外資，輕內資"政策，造成內資企業沒有一個成長的過程。現在老說中國企業沒有創新的能力，內資企業的制度環境這麼惡劣，它如何能有創新能力?
南都：耶魯大學教授陳志武曾經提出過一個觀點，一個行業，只要有一個大型國企進入，民企通常就沒辦法跟它競爭，因為這個大型國企最主要的股東政府是唯一可以隨便使用暴力，解釋法律的，而民企就因此成了第三第四等企業公民。實際上我們也看到，國內石油巨頭利用對油源的控制，不僅不開放行業，反而採取諸如停止供油等手段來打擊民營加油站，導致以前進入的民營中小加油站紛紛倒閉。同時，壟斷石油巨頭還經常人為製造油荒來造成漲價壓力，危害了老百姓的民生和國家經濟的安全。
黃亞生：你說的這種情況，上世紀70-80年代在拉丁美洲都發生過，可悲的是，中國作為一個東亞國家，卻走了拉美的路子。現在有人說，韓國也曾搞過支持重化工業的產業政策。實際上，韓國在上世紀70年代的確搞過幾年重工發展。我問個問題，到了1985年，韓國已經成為比較發達的國家了，你知道韓國出口占最大比例的產品是什麼嗎?假髮。我們對韓國經濟的發展有很多錯誤的看法，什麼政府干預、扶持大型企業。實際上在上世紀70-80年代，現在這些所謂的韓國大企業，在全世界都是很小的企業，都是創業型企業。而且，韓國政府支持大企業，並沒有因此歧視那些勞力密集型企業，比如生產假髮的企業。另外，韓國全部是私營企業，銀行在上世紀80年代就開始私有化了。這些該學韓國的，我們都沒有學到。
我覺得中國改革是1994-1995年之後就走了歪路。中國在上世紀80年代不是這樣子的，90年代初期也不是這樣的。所有那些組建國資委、發改委等等做法，都是90年代後半期出現的。最近5年來，中央對追求的目標有所修正，強調以人為本，關注民生，比起此前那種唯GDP增長，是很大的進步。但我不讚成的一個觀點是，把關注民生當作一個社會問題，而不是一個經濟問題。中國現在內需這麼弱，就是因為過去不關注民生造成的。農民這麼窮，你還去收他的稅，收他的學費，收他的醫療費，他怎麼可能來拉動內需呢?這完全是個經濟問題。
南都：解決民生問題，最終還是要通過民權來解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