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1”日本地震及福島核電站核泄漏事故發生後，日本媒體及國民指責日本前首相菅直人領導的政府未能及時反應、措施不力、處理不當。另外， 菅直人本人過度關註救災細節的領導風格也倍受日本各界的詬病，他也因為支持率不斷下降而最終被迫下台。由此可見，重大核電事故的應急處理其實對國家最高決策者的領導能力有著極高的要求。
福島核危機雖然已經發生一年了，但後續的事故處理及曠日持久的核污染清理工作必將是日本社會揮之不去的噩夢。有鑒於重大核電事故危害之嚴重，中國政府有必要進一步明確核電發展安全第一的指導思想，並盡快啟動國內核電安全監管體制的改革。為了讓核電始終能夠做為中國能源行業一個可以接受的技術選項，中國國有核電公司應該在尊重重大高新科技項目引進規律的前提下一步一個腳印做好AP1000等第三代核電技術的工程建設和本土化工作。另外，為了防範於未然，國內重大核電事故的應急方案的準備工作也應該有條不紊地開始推進。
考慮到核電開發在財務、技術與環境等方面的風險與不確定性，中國核電中長期規劃需謹防欲速則不達。國家發改委2007年公佈的2020年國內核電運行裝機容量4000萬千瓦的規劃目標短期內不宜上調。如果十二五期間國內第三代核電技術的引進能夠有序地順利進行、或者國內核電行業能扎扎實實地對國產二代半的反應堆技術進行長足可靠的安全改進，中國2020年核電規劃目標完全可以在十三五期間再行調整。（來源：金融時報中文網 作者：卡內基國際和平研究院 塗建軍） |
